作者：雷达
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奖项。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文汇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有影响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蜕变与新潮》《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当前文学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等论文集15部；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出版《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皋兰夜语》等散文集多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等。《重读云南》入选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华东师大出版社)，《现当代小说鉴赏》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教科书(必修)。
或许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天水、兰州两地无法分割。我的母亲祖上是临夏人，实为兰州人，父亲却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岁大点儿被父母带回兰州；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一直在兰州，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
在外人看来，天水和兰州不都在甘肃吗？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甘肃这块地方很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地貌错综，文化斑斓，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有人说像一只哑铃，有人说像一只马靴，有人说像一条飞龙，它广大到40多万平方公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所以，天水与兰州两地，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无论就口音、习俗、历史、风气、艺术、性格倾向、精神气质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别。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我小时候它叫“沿河城”，却并不见城墙，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现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为何物了。南面壁立着凤凰山，似屏障，颇雄壮，也叫邽山，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我发现，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渭河。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向东流过甘肃东部，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流过经无数岁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全长近900公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记得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细审之，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其发达绚烂程度，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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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从甘谷东端流进了新阳镇。它从胡家大庄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绕过寺嘴山脚，拧了一道大弯，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呈肘弯形，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再往东去，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属三阳川境，是又一处名镇。我出生那年，“五四运动”健将、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发出过“智缘书契始，一画破鸿蒙”的赞叹。
与黄河的雄浑不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我小时，从冬到春的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详地散着步，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少年的我极爱它们，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都伸手可及了，它们却神态自若，并不惊飞。新阳川既分为西南与东北两片，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我们居住在北岸王家庄、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要买卖东西，或上天水县，就非得过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们就架起草桥，草桥柔软有弹性，独轮车滚过时，忽闪忽闪，发出轻轻的呻吟。一到盛夏，渭河会变脸，露出凶相，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景象很是恐怖。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拴上铁环，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一次可坐四五人，来回拉动，像土造缆车，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粱，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无边无际，血色深浓，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看电影《红高粱》里野合的那片高粱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粱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来酸涩，不好消化，据说因为产量高，乡人一直在种它，吃它。只有过年时，高粱才有点可亲，用高粱酿的“稠酒”很好喝，装在一个粗而高的黑瓷罐里，下方凿个小嘴儿，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我一觉好玩，二觉好喝，喝起来没够，几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若说醉，也只醉在这稠酒上。
我至今惊讶于家乡灌溉系统的巧妙和复杂。它不用人力、畜力、电力，只充分借用水力。先是沿渭河边开出多条大渠，引入河滩，渠水宽阔，湍急，利用高低落差，每隔一段就现出一座磨坊，河水激溅得大小木轮飞旋，带动磨坊里各种石磨呼隆隆地转。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听水声喧嚣，看浪花狰狞。四岁时，热衷观赏水磨的我，终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不但必死，还得血肉横飞，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成为乡间一佳话。对牲口我也好奇得很，曾钻到骡子身底下，遭一蹄擦过额头，血流满面，后仅留一疤。雷家巷道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我，必会津津乐道这些。
我更忘不了老家纺织的风尚。几乎每家都有一台土织布机。人坐在高凳上，踩踏机子，一高一低的，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发出咔嗒——呱嗒——夸嗒的声音，响遍了巷道的上空，一直响到深夜，甚至鸡叫天明。这是故乡特有的乐章。新中国成立前布是缺货，洋布尤缺，农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新阳镇历来自产棉花，手工纺织业便兴盛，据说一副脚踏织布土机弄好了可养活五口之家。但要把带籽的棉花织成一匹匹布，得经过“取籽”，再将“生花”变成“熟花”，中间有八九道工序，难极矣。我家墙头就挂着一张大弓，弹花用的。织布机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常想那深深的农家院里，织布的人是谁，什么模样？后来走亲戚才发现，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媳妇，见来客人了，她们会走下织机，腼腆地默立一侧，她们清澈、忧郁的眸子是我终生难忘的。那也许是渭河流域一种特有的古典的美吧。
在我看来，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这些平日的泥腿子、庄稼汉、扛长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耕读第”“诗书传家”“仁义孝悌”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彬彬有
礼，表情肃穆，背着手儿，缓缓地鱼贯登上寺嘴山的家庙，去敬香祈福。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有些人的发型很怪，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后半部却蓄满长发。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孑遗？康有为、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这种发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大大”，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妈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尤重视书法字画；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墨宝”。我毛笔字不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正因文风之盛，小小的新阳镇出了不少人物，例如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著名起义将领王治岐，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资深国画家郭克，还有近年颇为活跃的中国道教学会会长任法融——他是凤凰山席家寨子的，也可算新阳人吧。
登上寺嘴山顶，新阳全境尽收眼底。渭水萦绕，山风呼啸，城墙逶迤，枯草抖颤，天兰铁路风尘仆仆穿山越岭而来，不由人遥想历史。人们首先得拜黑爷。黑爷是雷氏宗族的偶像，史载黑爷名叫雷王保，生于西晋陇西郡，后为东晋有名的廉臣，其后裔多落脚于秦州。另一条史述似更贴近现代，言六百多年前，1379年即明洪武十二年，王家庄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植被茂盛，鸟兽成
群，秦州守将雷时清的次子雷彬携眷属到此，为最早的拓荒者，他又招来外甥王世清共同垦荒，此地遂起名雷王庄。我查了书，洪武十二年正是颁布“大明律”的年头，朱元璋残酷的高压政治达于顶点，雷彬的“避世”无疑是明智的。再后来，修起了寺嘴山城堡，并建雷氏宗祠，供奉黑爷。清康熙初城堡扩建为庆寿寺。今天它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寺观了。
我摸着垛口坚硬如铁的老城砖问，这“方孔”何用，乡人说是防土匪的，能向下发射土枪炮，当年抵挡过“白狼”。谁是白狼抑或白朗，我真不知。老人们说得最多的，是1935年8月9日，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在长征中渡过渭水，驻扎于我王家庄、赵家庄的事迹。据92岁的王纯业先生给我的信中说，那天正逢集日，在办庙会，唱秦腔；因先前墙上多刷“红军可怕”“共产共妻”之类标语，大军忽至，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但大军秩序井然，群众并未惊逃，戏照唱不误。大军在河边磨工们的帮助下安然渡过河。首长给每个磨工赠送了中药两丸，说是治感冒和肠胃病有奇效。晚饭部队入各农家，凡取用百姓瓜菜、面粉、油盐者，必放置铜元、银元、红白糖、茶叶等物补偿，超过了市值。那天红军独未进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岐的家。程子华与王治岐在黄埔军校同过宿舍，上世纪80年代两人在黄埔校友会上见了面。王说：“当年何不进我家院子？”程说：“你家土坯房破破烂烂，战士不愿进啊！”二人遂抚掌大笑。
1949年冬，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后又撤出。我当时虽只六岁，记忆
和贫穷作斗争。
我们的家，就出了一位顶门立户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大嫂谢巧娣。大嫂娘家是最贫困山区蚰蜒嘴的，为了糊口，她嫁来我家，做了聋哑人的妻子。因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雷嗜学是聋哑人，只会老实耕田。大嫂先是做童养媳，经历雷家老人先后谢世，逐渐成为家庭掌门人。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为人刚强，泼辣，能吃苦，敢踢敢咬，不畏强势，护得住家里的那点财产，使一切觊觎者惧怕。
大嫂对我却爱护备至，她大我二十来岁，对我的感情近乎母爱。大嫂一心想把我这唯一的小叔子彻底“天水化”。我少年时候，她就想着给我包办婚姻，每到寒暑假，强拉我去相亲，我眼睛近视，根本没看清什么，敷衍而已。所以总是失败。嫂子似乎不明白，我是只能生活在兰州的，一切都属无用。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新阳镇，其时满目荒凉，炊烟断绝，时见浮肿者卧倒路边，饿死的人很多；大嫂也饿得面色发绿，脱了形，却不顾儿女的哭闹，给我烙了高粱面馍。我看见，为了一家人活命，大嫂在拼命织布，并在山下开荒。那时扒火车，跑陕西，或下武山，用土布去换点粮票或粮食是一条重要的活命之路；但危险，东西常被没收，遭毒打，被轰下火车。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是：半夜，大嫂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缠土布，缠到最大限度，人呈庞大圆锥体，头都不能转侧，下蹲更难，然后用衣衫裹好，挪着身子去扒火车。我无法想象，眼下是数九寒天，她纵然躲过检查，该到哪里，该怎样卸下身上的布？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一次在陕西，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女人”。嫂子哭着说，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陕人却不放；其人与嫂子在土炕上“相持”了很久，实为一场搏斗，陕人竟不敌。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不顾恶狗追咬，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
清楚。团部设在阎家场，连部就设在我家。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用木桶装，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那晚军民联欢，院子里吊着汽灯，军队演一活报剧，剧情高潮时，“革命者”要用枪“打死”“叛徒”。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砰的一声，对方真的被打死了。当时一片混乱。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装进了棺材，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那个开枪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定性为故意杀人。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
对新阳镇而言，最欢腾的日子莫过于1951至1953年修筑天兰铁路了。因“新阳火车站”定位在王家庄，筑路大军便驻扎在王家庄、赵家庄周围，全是帐篷与板房。一时，天南海北口音的铁路员工涌进小镇，约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庄也骚动起来了，整个村庄像过节般兴奋。小贩们的数量激增，而打扮入时的姑娘们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嬉笑追逐，深夜不散。当时，开凿安林山隧道是一场大仗、硬仗，牺牲过多人，终于成功了。“试通车”的那一刻是终生难忘的，男女老幼全跟随着火车跑啊跑，一个个跑得喘不上气，有人跑掉了鞋，直追到火车钻进隧洞。那时，“铁路上的人”是穿四个兜儿制服，别钢笔，戴手表，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令人艳羡。嫁给铁路工人，也成了农村姑娘改变命运的契机。依我看，天兰铁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业化的前奏曲，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情的胜利。甘谷女子、天水女子，成为铁路眷属者最多。
我的心就是这样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起伏着。像这样的事我还能想起不少。小时，在阎家场的戏台下，因我说的是兰州话，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齐声有节奏地喊“兰州娃”“兰州娃”，视我为“怪物”，想接近又不敢，便互相推搡着想挤倒我。可我很快学会了天水话，隔阂渐消。我的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我是必须要在寒暑假回来的。那是当年我婆(奶奶)规定的。因为我哥是哑巴，残疾人，我成了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我一份自留地，直到我大学毕业北上，才注销了。何能如此，我至今不解。不过，比起许多趣事来，最难忘的还是人。单从自然条件来看，或以为新阳镇很富庶，其实这是错觉，这里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仅靠传统农业维持着，低收入，高消费，以至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
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嫂子说，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
1966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我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1977年又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可吃苦头了。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她经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半夜也不让回家。后来才有所松动。我回去过一次。让我看不懂的却是，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生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我甚至觉得她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
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我无私的爱是我一生难忘的。是的，她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我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会慢慢“凉”下来。我也许还会自嘲：什么级别，什么头衔，什么专家，你不就是大西北来的一个傻小子吗？
1991年老家来信说，嫂子病重，是肺气肿；1992年冬天，她走了。接到电报时已办完事了，我没能也无法回去。她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想不到我们之间就这样阴阳两隔了。其时，她的孩子星散各地。她一走，雷家就完全衰落了。听说我家的老院变成了空院，蒿草长得比人还高，狐兔出没，正房塌了，门楼也快倒了。据说现在这样的空院在老家不少。我曾在梦中惊醒过，回想梦中的大嫂，她还是挽着老式发髻，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还是一张高颧骨的脸，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闪亮，抿着倔强的嘴角。
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回老家了。听说河滩地早不种高粱了，也不种小麦，而是清一色地改种杏子、苹果和葡萄，传统的农民早就转型为新式的果农了。其中“红跃杏”和“花牛苹果”是名牌，但仍然卖不上好价钱。我最喜欢的水磨坊早消失了，因为它赶不上电动磨面机先进，现代化的粮库也不需要它。至于老式的手动织布机，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它们的踪影了。渭河依然滔滔不息，却再也没有草桥、铁索土缆车和老渡船了，钢筯水泥大桥把南北变为坦途。
新阳，新阳，我真的该回去了；可真的回去，我该住在哪里？
（责任编辑：金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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