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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周文（1967-），重庆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出版著作《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和谐社会制度创新研究》《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1一2016）等，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重要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2012年在墨西哥荣获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即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立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国家主体性不可或缺。就其表现而言，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有两个维度，即在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张力的国际维度以及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经验提炼的中国维度。基于国家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既可以从历史维度为良序有效的国家治理奠定秩序基础，又从现实维度为保持国家竞争优势提供理论的解释力。国家建构将在突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合理且有效地解释中国奇迹又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家主体性 国家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项目号：17DZJ011）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指示。目前，学界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论原则、理论来源、发展路径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整体研究，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属性即国家主体性尚缺乏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即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国家主体性，离开了“国家主体性”就没有“中国特色”，更没有“政治经济学”。因此，只有从国家主体性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系统地总结好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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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国家主体性：从古典到当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国民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学问。“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见于法国人蒙克莱田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经济学说史上，无论是早期的重商主义时期，还是重农学派，抑或是古典学派，都把实现国民财富积累作为研究重点，尽管国民财富的指向不断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之间切换，但归根到底，正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为《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讨国家富强的一门学科。同样，卢梭在《政治经济学》中就明确提出，所谓经济学就是为了全家人的共同幸福而按一定规矩对家庭进行井井有条的管理，也可称为家庭经济学或者个人经济学。而对国家进行管理则称为公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①因此，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国家，更离不开发挥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立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国家主体性不可或缺。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体性
众所周知，古典学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隐匿其中的“国家主体性”。在这里，“国家主体性”直观地表现在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政策和原则中。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可以使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绝对低于别国，因而在该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从中获益②。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将之概括为“比别的生产者用更少的投入来产出产品的能力”③，在这一理论的背后，是英国在相当多数产品上对绝大多数国家都形成绝对优势。那么，其他国家为什么要为英国的贸易顺差和财富积累买单呢？鉴于此，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简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这就为生产率处于弱势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撑。④由此可见，正是英国利用国家力量推动了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是英国发挥国家主体性作用背后的理论支撑，正是借助这一理论帮助了英国实现向世界市场的开拓并由此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同时，从全球经济发展史角度，更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有英国政府的不断推进，导致工业革命在英国诞生，而工业革命（大约时间为1760年至1850年）也为英国经济带来了持续增长以及国民财富的积累，也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遗憾的是，“国家主体性”从未得到古典学派的公开阐述，但一直作为“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深刻影响工业化及全球化进程。
（二）从李斯特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体性
一直到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才引起注意和得到重视。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着重强调“国家”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忽视，“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国家”作为“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⑤理应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享有一席之地。针对英国的勃然兴起和不断进步，李斯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独立发展，即强调“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⑥。在理论方面，他认为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⑦。政策方面，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建议。罗伯特·C.艾伦在《全球经济史》中将其概括为“标准模式”，包括：（1）废除内部关税并改善交通条件，建立大规模的全国性市场；（2）征收外部关税，保护“尚处于婴儿期的工业”，抵抗来自英国的竞争；（3）成立银行，稳定货币并提供商业资金；（4）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加快新技术的采用和发明⑧。在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背后，是当时德国在工商业各领域都面对处于领先状态的英国的竞争的现实，如果没有国家主体性的伸张，德国不可能赶上英国的发展，更不用说后来居上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于“国家”这一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主要偏向政治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涵盖了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形式、国家与法的关系等内容，也涉及国家在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中的作用。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起源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利用国家权力，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促进和缩短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和时间，具体包括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暴力更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力助推器。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暴力是“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⑩因此，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随着阶级斗争的消失，国家会自然消失。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国家和国家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管理整个国家的共同事务；二是具有阶级统治职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12
其一，国家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曾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制定了“六册计划”，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3。遗憾地是，由于后来的诸多变故，马克思只为世人留下了《资本论》，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余部分留下更大研究“空间”。许多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来对其“国家理论”加以推测和梳理14。也有学者从国家与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加以系统性阐发15。
其二，国家主体性是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背后的重大命题。从研究对象来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6。如果说马克思的这段话还没有直接点破“国家主体性”的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明确地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17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没有离开国家主体性。而在后来不断兴起的众多西方经济学派中，同样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规则，不断遮蔽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国家主体性。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作为“立足国情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式发展经济学”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分析中国经济走势、引领经济新常态、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需要凸显“国家主体性”。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方面的研究是比较缺乏的。从现有文献来看，明确提到“国家主体性”这一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19。在对“国家主体性”关联度高的词汇如“中国特色”、“民族性”等进行检索后，我们以“国家主体性”为切入点整理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第一，“国家主体性”的概念界定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民族性”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如王立胜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兼具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内涵，他认为，“中国特色”强调的是中国，即中国的国家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它的国家主体性20。杨春学立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华文明”这两大“中国特色”21。逄锦聚运用矛盾辩证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22。“民族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立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性；二是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的特殊性。高培勇认为“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灵魂”23。
第二， “国家主体性”的理论内涵问题。洪银兴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视为“国家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具体包含“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24。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民族特色”具体表现在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一系列创新理论。黄泰岩提出“由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和新政策等”构成了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25。此外，张卓元则强调了党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丁任重谈到了“实践性”、“人民性”和“目的性”26。
第三，“国家主体性”的实现路径问题。即如何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王立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三者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国家主体性”需要实现“自主性和开放性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广泛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中国理论的自主性。周文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角度提出了“要克服过度数学化和经验碎片化”并注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27。逄锦聚也强调了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学习借鉴别国经济理论并推动本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28。
总体而言，学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已经展开了初步讨论，但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来看还略显单薄，尚未形成系统深入研究，与“国家主体性”这一政治经济学根本属性的重要性明显不符。但正如研究者们所强调的，“自有政治经济学以来，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以解决本国不同时期的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本国富强之目的为使命”29。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就是为了达成这一学术使命。但是，单凭强调其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来龙去脉，梳理“国家主体性”的理论表现，明确“国家主体性”的历史定位，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一议题上有所进展。
二、 国家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两个维度
我们认为，“国家主体性”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国际维度，如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阐发的，表现在经济学的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倾向。二是国内维度，表现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辩证处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角度考察，前一维度强调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后者则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具象化这种“中国特色”，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好作用。因此，这里所指的“国家主体性”，既指向经济学的国家特色，又指向作为国家公共权力实际代表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和主体性地位。
（一）国际维度：国家主体性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的特殊性与理论逻辑的世界性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隐匿了背后的“国家主体性”，从而内生了世界主义的倾向。这种世界主义倾向的背后，又具体体现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国家陆续通过殖民扩张侵吞被殖民地土地、攫取被殖民地资源、抢占被殖民地市场，“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0。作为极具功能指向性即服务国家发展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发展和成熟的。当前，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数理模型、计量分析等工具论证其科学性。但是，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中的失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伟大实践中的巨大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缺陷和自身矛盾。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新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因此，从中国伟大实践中提炼中国经验，并上升为规律化和系统化学说，以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可以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需要凸显“国家主体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对所谓“术语革命”作了很好的示范：他通过“剩余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即不同于庸俗经济学表述的标识性范畴）的揭示和阐发，真正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义31。同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术语革命”。其一，就理论背景而言，根据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以及经济学话语与国家经济强弱的相关关系，经济学已经进入中国时代，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正需要提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实现“术语革命”。其二，就理论属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突出了“中国特色”，也就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正如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社会发展遵循“历史合力论”，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必须注意到一国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对于一国发展的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3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诸多原创性概念标识，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本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同时，对于这些概念标识的提炼和总结都 是通过顶层设计，进而以自上而下的推动才最后形成并得到认可。因此，这些标识性概念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第二，国家主体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世界性。“国家主体性”离不开“国家”，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指具有领土、政权、主权、居民四要素且依国际法行使管理的政治实体。一方面，有效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公共服务等都要求国家的“出场”；另一方面，西方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国家主体性。回溯16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其中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陷入贫困，国家与国家为什么出现“大分流”。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欧洲大陆、日本在英国之后相继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富国之路；而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以英国为例，为什么英国能够率先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答案是工业革命。而技术变革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那么，“为什么这些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出现在英格兰，而不是荷兰或法国，甚至中国或印度？”33罗伯特·C.艾伦认为，一方面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体制有利于创新，议会拥有至高的权力有利于稳定国内秩序以及科学发明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在于英国独特的工资和价格结构，“高工资经济体系”促成技术创新以节省劳动力。这些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正是英国“国家主体性”的重要表征。“工来革命的成因往往并不凸显，除非我们将其视作民族国家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将经济工业化当作一项国家工程来推进的国家，同其它国家相比常常具有一定的优势，英国即为一例。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国家力量无处不在。”34与之类似，其他国家的“国家主体性”还有：美国的成功在于“美国体系”35，欧洲大陆的成功得益于李斯特关于“工业化”的标准发展策略，日本的成功在于改良西方技术、通过内务省和产业省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工业政策。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既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也反映和体现了世界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二）国内维度：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是国家主体性的理论概括
为什么历史上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僵局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却越走越宽广？为什么今天的西方陷入了治理危机而中国能够日益崛起？透过中国发展的奇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寻找到答案。
一是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国家强盛, 人民富裕, 关键在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富裕，社会才安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反复验证的一条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体现在加快中国的发展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讲就是抓住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国对发展的主题从未动摇，并以不断创新的中国伟大实践主动回应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和普遍性的发展困境。从国内发展水平来看，1978年至今，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连续翻番达到788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全球经济贡献来看，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8%，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达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中国实现了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9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2015年11月，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其中重要的就在于四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把改革开放作为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的重要法宝。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伟大实践中不断超越西方理论的认知，始终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做到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效克服市场失败的风险，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从而使中国经济走出一条行稳致远的发展之路。从历史比较的纵向视野和国别比较的横向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可以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一方面，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中国13亿人口的劳动力优势，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按照西方理论的逻辑中国将走向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学界正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如林毅夫等人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强调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倡导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这无疑是有益的尝试。但总的来看，当中国的伟大实践不断突破西方理论的框架和思维范式，西方主流理论既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也无力准确判断和感知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过去经济学界曾有一国20年高速发展大限之说，意即世界上以两位数增长率发展的国家并不少，甚至是一种新兴国家的发展现象，但是一般很少有国家能够持续保持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一些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甚至后来出现经济停滞，落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以中国 1978 年改革开放进入高速发展算起，到现在已经 40 年，已是两个20年了。虽然近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处于 6.5% 到 7% 的“中高速 ”区间。更多学者认为中国这样的中高速发展还能再持续 15-20 年36。因此，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发展奇迹”以及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正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正如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7因此，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国内维度，即从理论表现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理论”。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经过中国改革40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的总结，现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定位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精髓在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优势”。更深入地看，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从经济运行体制上提供了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和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新自由主义则更是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然而，对如何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不完备性，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而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成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经历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力证明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可以是“在超越零和博弈基础上的有机统一”。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这一规律；另一方面，合理划分政府边界有助于其公共职能的更好发挥，为良序政治经济社会运行营造制度环境。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保障经济发展正确方向，驾驭经济发展大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自由化。中国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抵制着“华盛顿共识”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质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三、 国家主体性与有效的国家建构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维度来看，国家主体性都突出了国家在政治经济实践中的主导作用。而国家主体性的背后，最关键的是国家建构问题。“国家建构”这一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从无国家到有国家的历史变迁；二是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演变过程；三是从“失败国家”到“有效国家”的转变38。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在完成了第一层次民族国家和第二层次现代国家的“国家建构”以后，第三层次“有效国家”的建构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关键命题。因此，在这里，所谓“国家建构”，包括国家职能、治理能力、调控能力、引领发展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尤其指向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换言之，就是一个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保障领土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历史表明，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取得瞩目发展成绩的“亚洲四小龙”，抑或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无一不是借助有效的国家建构推动国家实现发展的赶超。正如亚历山大·格早克龙指出，后发的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高能力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英国发挥了更大作用39。因此，国家主体性可以有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赶超。同时，国家主体性与有效的国家建构是有机统一和辩证的。一方面，国家主体性需要有效的国家建构为基础，只有具备了有效的国家建构，才能更好实现国家主体性；另一方面，有效的国家建构是国家主体性的凸显，两者相得益彰。
首先，有效的国家建构是政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一直存在着“国家与社会”这一对词组，在一段时间内学界大多关注“社会”（尤其是公民社会）而忽视“国家”，“强社会弱国家”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民主以及市场经济兴起的主要原因。因此，政治学对于国家建构的理解在于：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分别是作为组织形式的“民族——国家”和作为制度体系的“民主——国家”，前者以主权为基础，后者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40。后一维度正是凸显了“强社会弱国家”的指向。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丁美洲、东欧、苏联、东亚等一大批地区和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然而，除了极少数国家如韩国成功转型之外，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混乱和落后。面对这一问题，就连因“历史终结论”预言而闻名的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由感慨，“自由西方的制度和价值是否真正地放之四海而皆准？”41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基于“强社会弱国家”的西方模式，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的“西方处方”，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削减关税、减少补贴、放松管制等。然而，这一模式的复制和推广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迫使阿根廷等国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导致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 年”。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等等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息息相关，俄罗斯更是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有着“刻骨铭心”的教训和体会。反观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消退，经济发展成为独立后的后发国家的共同议题。无论是采取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还是市场导向经济方案的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经济发展都不成功，而经济率先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东亚（比如韩国和台湾地区）。彼得·埃文斯在《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东亚地区独有的既能把国家权力嵌入社会之中同时又有很强自主性的政府，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至此，一个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忽视的重要概念被揭示出来，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浪潮到来之前的国家建构历程”42。概言之，无论是西方民主输出的破产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是东亚奇迹的成功，都雄辩地证明了有效的国家建构的关键意义。
其次，有效的国家建构体现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形态，既有助于解释中国奇迹，也为更多发展国家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和揭示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学说，脱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形态，国家建构也不例外。同时，国家主体性与国家建构有机统一，离开了有效的国家建构，国家主体性只能是一纸空谈；离开了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就成为“无源之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曾预言“历史的终结”。但是，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却在福山的预言下“逆势”崛起和全面复兴。这一历史大翻转，也促使福山开始转向国家建构问题的思考：通过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及发展水平，他得出了初步结论——“国家力量重于国家职能”43。这使得福山在后来的研究中推翻了早前的结论和断言，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提出了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家建构、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他在该书中一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以古代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母本，探讨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成功，而中国反而成功。他提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44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建构是内生的：从历史上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确立了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此外，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也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贤能政治提供了人才基础，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趋向于稳定和开放，并使得中国自隋唐后的1000多年领先于世界。悠久的国家建构历史在为中国带来高度同质性的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力量、高效率的科层体系；从当下来看，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特征，而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离不开有效的国家建构在提供公共产品、应对经济外部性、调整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主体性作用。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以及为什么能够成功抵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有人会问，既然国家建构具有关键意义，而且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完成国家建构，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呢？原因在于：1500年以前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正是工业革命开启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全新时代，“工业化和去工业化是造成世界各地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45，也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西方国家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了官僚科层制、民主代议制等一系列现代国家制度，在生产力进步和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它们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现在，当代西方治理呈现出的危机（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停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表明，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在于中国在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上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因此，国家建构不仅仅指向强化现有国家制度，更指向推进国家能力建设。
再次，有效的国家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优势，既是“中国特色”，更对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借鉴意义。对于国家建构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建构是当今重要的发展命题，是政治发展的第一顺序。福山认为，政治发展的顺序依次指向国家建构、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国家能力的根基，同时也是一国发展繁荣的根本性保障。更具体而言，首要的是有效的国家建构，有效的国家建构既可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又兼具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其次是法治，健全的国家法治可以更好地保障社会秩序；其三是责任制政府，责任制政府因为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可以更好形成发展的凝聚力。
第二，有效的国家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正是通过有效的国家建构推动实现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取得了伟大成功，从而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事实上，按照福山的说法，国家建构发轫于古代中国，成熟于现代中国，其历史发展与现代形态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契合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的进程”46。当今世界与地区秩序并不稳定的根源，是大量国家的软弱无能与国家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的国家建构逐渐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命题。一方面，西方社会需要吸收有效国家建构的成功经验，用以解决其国内日渐增加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建构理论，有助于在动荡、贫困、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让当地重新开始经济发展，帮助当地人民早日脱离贫困，获得安定的生活，彻底杜绝极端思想、恐怖主义诞生和传播的温床。同时，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对商品、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扩大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整个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发展。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基于国家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既从历史维度为良序有效的国家治理奠定秩序基础，又从现实维度为保持国家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建构将在突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合理且有效地解释中国奇迹。
第三，有效的国家建构对世界经济复苏也具有重要启示。当前，国际上保守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兴起，比如酝酿已久的英国脱欧事件、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等，以美国为例，特朗普将美国经济衰退的重点归咎为全球化，认为全球化造成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并以保持制造业优势为由增加财政开支以补贴本国企业。这无疑是缘木求鱼，逆全球化并不是摆脱经济危机影响提振经济活力的真正对策，原因在于：过去三十多年西方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在利润率的诱致下从生产性领域流向非生产性领域，结果导致了金融化的过度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实体经济严重受损，最终造成了“产业空心化”。
因此，打破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强调国家在经济政治空间的有效治理，将有助于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全球发展失衡”等突出问题。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因为自身地域广大，地区多样性、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强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国家建构经验。如果将这些中国独到的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归纳，从中抽象出一般化的规律，并将之融入到“中国经验”当中，并以此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帮助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稳定国家与地区秩序，融入全球市场。那么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就如同福山所说，“国家建构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47。
诚然，一个国家的好与坏、强与弱拥有诸多衡量标准，但是有效的国家建构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是评判的核心条件，但也是国家主体性的关键要素。当然，并非国家力量越强越好，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往往会不可避免地滑向专制主义。只有在法治的制衡下，一个好的制度及其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国家主体性，并非要逆势而为、标新立异，大国崛起有其逻辑，国家主体性是关键一环，经济危机也有其原因，国家治理能力是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能够系统有效解释中国奇迹，又要能够为人类文明繁荣作出应有理论贡献，这个着眼点就在于国家建构，它从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中沉淀下来，凝聚了中国智慧，为世界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
最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和国家建构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所谈到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来结束本文：“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48
注：
① 卢梭，《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李平沤译，2013年，第1页。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唐日松译，2012年，第9页。
③ 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梁小民、梁砾译，2009年，第59页。
④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 页。
⑤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页。
⑥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⑦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7页。
⑧ 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4 探讨这一问题的主要有：苏联学者阿·科甘的《卡·马克思创作活动》，德国马丁·路德大学沃尔弗冈·杨领衔的课题组对《伦敦笔记》的考证，日本的《资本论体系》10卷本，我国学者汤在新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就这一议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续篇探索》。此处主要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刘明远教授撰写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部分研究成果。
15 参见张国昀、巩军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526页。
18 张卓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19 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20 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21 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22 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23 高培勇：《经济所、经济所人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24 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25 黄泰岩，《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26 丁任重，《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品质》，《经济研究》，2016年3期。
27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28 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29 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要进入社会，《经济研究》，2016年3期。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31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33 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34 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页。
35 美国的工业化也仰赖积极的国家政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1792年）中提出：（1）改善交通，扩大市场；（2）建立国家银行来稳定货币，确保贷款供应；（3）建立关税，保护当地工业。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将汉密尔顿的提议称为“美国体系”。
36 周天勇，中国经济发展：还会高速增长15到20年，经济参考报，2013年10月28日；海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持续二十年，经济参考报，2012年04月25日。持这一观点的相关学者还有林毅夫等。
3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8 郭忠华：《“国家建构”涵义考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1日。
39 转引自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84页。
40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41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2 赵鼎新：《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学海》2016年第2期。
43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44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iv页。
45 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5版，第6页。
46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第4页。
47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48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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