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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以来，汉字多如繁荼。宋朝官修的《集韵》收字五万，清朝《康熙字典》略少。不过时世变迁，在以效率为先、简明为美的今时今日，我们常用汉字大约三千上下。日常起居，读、写几个白字，本不足为奇。
清朝的《嘻谈录》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东家礼聘西席，束脩（学费）除了谷子外，还有伙食四千钱。不过，附带了一个条件：如果教一个白字，罚谷一石；教一句白字，罚钱二千。结果，这位教书先生实在不争气，讲《论语》，把鲁国三桓的“季康子”误读为“李麻子”，罚钱两千，而《孟子》里的“王日叟”在他口中成了村里的“王四嫂”，又罚两千，这下，可怜的塾师不名一文了，颓然吟诗一首：
四千伙食不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
二千赠与李麻子，二千给与王四嫂。
若是为人师表者读白字，人们的容忍度总是比较低，担心祸害了自家子弟，故罚谷罚钱、面带唾弃之色理所当然。
对居上位者闹出白字笑话，大家的表情就颇可玩味了。
《嘻谈录》的作者后来又写了一部《嘻谈续录》，里面收录了另外一则白字故事，主角换成了县令大人。一日，他坐堂问案，书吏呈上状纸，两造分别是郁工耒和齐卞丢，县令喊了一声“都上来”。于是，两造外加证人齐上堂来。县令大怒，说：“本县传原告一人，你们为什么一起上堂？”
见上司读了白字，书吏不好直言，只好婉转地说：“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耒，不叫‘都上来’。”
县官又点了被告的名：“齐下去！”结果，三个人一齐退下。书吏只得又一次硬着头皮提醒：“被告名字，也另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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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大老爷终于能举一反三了，问：“证人的名字，你说该念什么？”
“叫新釜。”
我们的白字县令自鸣得意地说：“我就知道必定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亲爹’了”。
这虽是笑话，却也绝非凭空杜撰。县官是七品芝麻官，自古以来却有“破家县令”之说。平头百姓是绝不敢开罪的。父母官读白字，绝不能像对付教书匠似的罚钱罚谷。考诸史籍，上位者读写白字，旁观者的表情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表情：轻笑。
比如唐朝时候，太常少卿姜度喜得贵子，他的表兄权相李林甫手书贺文：“闻有弄獐之喜”——把彝鼎圭璋的“璋”错写成了獐头鼠目的“獐”。当时人们的反应是掩口而笑。后来，苏东坡写诗还用了这个典故：“甚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
李林甫不仅写过白字，也读过白字。铨选官员时，他问吏部侍郎韦陟一份履历上的“杖杜”何意。韦陟愕然，看了一下，原来是“杕杜”。他毫不客气地指点宰相，这个词出自《诗经·唐风》，以孤生的赤棠树比喻一个人孤立无援。
狄剑青饰演的李林甫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林甫的党羽萧炅同样喜读白字。古人冬夏各有祭祀，称为“伏腊”，喻四时更替。他将 “伏腊”误作“伏猎”，遭到严挺之的讥笑：“省中岂容伏猎侍郎乎？”。另一位宰相张九龄文采风流，自然看不上萧炅，将他外贬岐州刺史。
不过，韦陟、严挺之也为纠正领导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者不久就外放襄州太守，沉沦半生；后者遭到李林甫排挤，借口他老病不堪用，强令到洛阳去就医，最后竟弄假成真、郁郁而终。就连张九龄也没有幸免。在官场看来，上官读白字，当面指出，绝对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就有了——
第二种表情：婉转。
《嘻谈续录》里那位乖巧的书吏估计就是这种表情，不说县令读白字，而是说有另外一种读法。这在历史上同样有迹可寻。
明成祖读《千字文》时，第一句 “天地玄黄”就读成了“天地玄红”。当时的侍臣杨荣的应对是：“臣幼时读《千字文》，塾师竟教臣读作‘天地玄黄’。今聆陛下玉音，始知臣当时读书不细” 。显然，无权无势的塾师无辜地背锅了。不过，明成祖以后读《千字文》，再未提以红代黄。值得一说的是，杨荣平日待人接物并不是如此温柔，而是以语气强硬不容人著称，只有面对明成祖，杨荣才表现出足够的温柔。当然，我们倒不能因此苛责他，毕竟他面对的是屠戮文臣如屠猪狗的明成祖。
△ 杨荣 像
明清以降，华夏风骨，每况愈下。到清朝时，连婉转也有大风险，下一种表情才是标准答案——
第三种表情：谄媚。
清史学者曾考证，康熙皇帝批阅奏折时白字连篇。“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是因为打字用了拼音输入法吗？可是，“夏”与“ 憂(忧)”不分，难道是改用五笔？ 如果说奏折批复深藏馆阁之内，知者甚少，热河避暑山庄的正门匾额“避”字右边的“辛”多写一横，西湖“花港观鱼”碑， “魚”下四点变成了三点，就将康熙的白字暴露于众目睽睽。此时被驯化为奴才的臣子不要说轻笑讥讽、就连杨荣式巧谏的勇气都没有了。
△ 康熙御笔避暑山庄匾额，"避"字“辛”旁多一横
对上位者而言，这又何尝是一种幸事。康熙自夸读书用功到呕血，还常大言不惭，指责大臣“字言不通”。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有“癸巳”，康熙竟然提笔将 “巳”改成了“己”。皇帝将对改错，大家也只能点头称服。
历史深处的笑声，君臣要么真没听见，要么装作没听见。
这种习气一脉相承。康熙的孙子乾隆六下江南，都从苏州城西的浒墅关路过。相传，秦始皇自虎丘追杀白虎，到此处失去了虎踪，故而得名“虎疁”。因唐高宗的祖父名李虎，为避其讳，老虎的虎字被改成了水浒的浒，地名最终被改作“浒墅”。结果乾隆读了白字，念成了“许墅”。于是上下官吏也就指鹿为马，以非为是了。
至于第四种表情，说起来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个人的事迹，他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白字先生，晚清重臣刚毅。
关于刚毅，最出名的两件事是：一、他主持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终审定谳；二、迷信义和团“符咒护身”和“枪炮不入”，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师的时候，强征带妇女经血的下衣，悬挂城头，要让洋人的枪炮妖术失灵。
刚毅读白字的笑话不胜枚举：在刑部任职时，狱中囚犯瘐毙，刚大人一贯读成“瘦死”；到了广东任道台，他将“民不聊生”读成“民不耶生”；到江苏，刚毅与人闲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等到就任刑部尚书，他在到任之日召训话：“我们做刑部官，要学舜王爷驾前的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字音应为“摇”，被尚书读了本音“陶”。《清稗类钞》记载，刚毅举荐总兵龙殿扬，竟然称此人是黄天霸，惹来众人暗笑。退朝之后，翁同龢嘲讽刚毅：“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毅无言以对。后来，翁同龢还写诗嘲讽他：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而今又有黄天霸，谁是当年窦尔墩？
刚毅固然屡屡读了白字，但我并不觉得翁同龢冷嘲热讽是对的。
晚清的八旗子弟素以生活糜烂、能力低下闻名。连镶蓝旗的顾命大臣肃顺都自认“咱们旗人浑蛋多”。同样出自这个旗的刚毅却肯沉下心来，精研律例，曾奉命总办秋审处。这个差使掌全国死刑复核，非精通刑律、人品端正者不能担任。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判例并重的。仅仅通读大清律，并不足以断案决狱。合格的司法官，还需要掌握无数案例，灵活运用。许多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浸淫经史文学，视律法、财税为杂学，往往不屑一顾，结果被精通律例的刑名师爷玩弄于股掌。从这个角度看，刚毅可以算是专家型官员。
△ 刚毅
相比之下，翁同龢的人生是另外一番光景。他出身常熟的书香门第，父兄皆是进士，自己更蟾宫折桂，高中状元——这样的人物，自然不会像刚毅那样屡读白字。但是，翁氏诸公寻章摘句就罕遇敌手，做实事却一筹莫展。翁同龢其父翁心存贵为大学士，尸位素餐，不过是伴食宰相；其兄翁同书先败于太平军，再败于捻军，令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几乎问了死罪。翁同龢入仕以来，凭借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身份，扶摇直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所谓“养望”，也就是培植人脉上，于实务一窍不通。如果不是他对李鸿章多方制肘，甲午一战的结局可能不会如此惨淡。试问，在工业文明，民主科学强势东渐的时代，翁同龢读懂每一个生僻字，究竟有多大意义？研究文字读音与字意的小学在清朝达到巅峰，许多官员都精于此道。但是，比起细胞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进化论，回字有几种写法或读音的确不那么重要。
刚毅得以进入军机处，出于翁同龢举荐。故而翁同龢以恩人自居，不客气地嘲笑刚毅的白字，然而跻身军机大臣的刚毅，后来迷失在权力的光芒中，他编写了一册《官场必读》，文章粗鄙不通，面对众多质疑者，刚毅却洋洋自得道：“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不自保者何如?”——潜台词不就是你们是焦虑的质疑者。
翁同龢与刚毅最终反目，前者不留情面地讥嘲，是两人结怨的根由之一。戊戌政变后，刚毅对翁同龢落井下石，处分从“开缺回籍”升级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固然自食其果，含恨而终，刚毅也被世人视为恩将仇报的中山狼。有一则关于刚毅审案的轶事，说状子上明明写着“我挑担大粪，在村口歇一歇”，被他念成“我挑担大粪，在村口喝一喝”。虽系杜撰，这个段子却包含着人们对忘恩负义者的谴责。
对刚毅来说，更需焦虑的是得罪了翁同龢的门生。为了断绝光绪和翁同龢这对师生东山再起的希望，刚毅将矛头对准了支持维新派的势力，最终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不是他病死在逃亡路上，必然列名战犯。
读白字的人，和不读白字的人，最后都成了失败者。他们缺少的不是文化和能力，而是——格局。
也许，当我们面对那些读白字的先生，还有居上位者，或者身兼二职者，是需要跳出历史经验的局限，呈现出第四种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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