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希特勒的战争谋略》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李钜廉著
内容简介：
原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李钜廉教授依据各种回忆录、专著、传记和文献档案，力图揭示希特勒战争谋略的思想渊源；他夺取政权后如何玩弄权术毁约扩军；如何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和组成自己的侵略集团；如何作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战决策；如何各个击破、以闪击战战略征服欧洲大陆；如何以有史以来最大的欺骗战略突袭苏联；以及如何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和最后走向覆灭。
作者简介：
李钜廉1934年生，广东顺德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1999年获上海哲社科著作类优秀成果三等奖）、《血碑——震憾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开战决策研究》、《法西斯体制研究》（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主编之一，获全国首届辞书评奖三等奖）等。
书摘正文：
前言
希特勒是个“天才”吗？抑或是个“魔鬼”？
在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世人当中，绝大多数都会把希特勒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凶恶的“魔鬼”。可是，在20-30岁的年青人当中，却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天才”。记得有一次，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选修课程，在开讲前询问前来听讲的大学生：“你们为什么选修这门课？”一位同学站了起来回答说：“我崇拜希特勒！”
展开全文
希特勒生于1889年奥德边境一个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小镇林茨。其父是奥匈帝国的老年海关小公务员，属于那个时代典型保守、微寒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14岁丧父，18岁丧母，19岁起浪迹维也纳街头。1913年他24岁那年去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当兵，全身心地投入列强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一名获得铁十字奖章的德军下士。1919年，经过20世纪第一场世界大战浩劫之后，整个德国与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与动荡，刚满30岁的希特勒，怀着强烈的个人权欲野心，投身政治。仅仅经过14年，他就从一个社会底层的
无名小卒、街头流氓，变成德国政府的总理；而且在一年半之后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大独裁者——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走向夺权和独裁之路，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传奇，并从而成为众多史学家探索研究的热门题材。
希特勒1933年上台执政后，仅仅经过6年时间，就把一个受到凡尔赛条约严厉束缚、军事软弱、政局动荡、外交孤立的德国，武装成为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并且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他在1939年9月发动侵略战争的头两年多里，横扫欧洲大陆，入侵北非，威逼英伦三岛，甚至把潜艇战扩展到直达美国东海岸的整个大西洋。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因此，希特勒的走向战争和进行战争之路，也同样成为众多史学家探索研究的另一热门题材。
希特勒是罪恶和灾难的化身。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乖戾天才，给德国、欧洲和世界带来了无比的痛苦与灾难。他所信奉的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与人类的进步背道而驰，而他发动的战争更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这就决定了他的一切谋略不可能获得最终胜利。任何军事天才都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制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虽然希特勒及其指挥的纳粹德国军队，在战争初期取得过不少惊人的胜利，但随着追求自由、民主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其失败命运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的必然。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我撰写一本有关的书。我选择了“希特勒的战争谋略”这一侧面，以发动这场战争的头号元凶——纳粹德国元首为中心，叙述他是如何策划、准备、发动和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我依据各种回忆录、专著、传记和文献档案，力图揭示希特勒战争谋略的思想渊源；他夺取政权后如何玩弄权术毁约扩军；如何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和组成自己的侵略集团；如何作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战决策；如何各个击破、以闪击战战略征服欧洲大陆；如何以有史以来最大的欺骗战略突袭苏联；以及如何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和最后走向覆灭。20世纪已经过去，如果人们置问：有哪几个人，曾经给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烙印的话。确实，希特勒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世界历史里，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给德国人民、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过如此多的恐怖、灾难、血腥和死亡。
为了适应多层次的读者，我尽量叙事生动具体，有血有肉，但同时对史实和学术态度严谨，力求从战略层次剖析问题。这本《希特勒的战争谋略》出版之后，承蒙广大读者厚爱，很快销售告罄。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重印此书。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承蒙武汉日章文化公司再版此书，我应约对全书作了修订和补充。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今天，当我们探索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之路时，回顾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重温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浩劫，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但愿我的这本小册子能够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
作者2015年2月
于上海浦东亲和源老年公寓
1.“德意志要成为地球的主人”
1.“德意志要成为地球的主人”
1.1 《我的奋斗》
1924年的初春，慕尼黑以西50英里莱希河盆地上的小镇兰德斯堡，囚禁着一个15年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他就是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位纳粹头子，刚刚于1923年11月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啤酒馆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因而被当时德国的魏玛共和政府判刑监禁。但在右翼势力的庇护下，他与另外40名因“啤酒馆暴动”案一起坐牢的纳粹党徒，过着舒适自在的生活。在那座由旧炮台改装的兰德斯堡监狱里，希特勒住在二楼阳光充足而宽敞的七号房间，俯瞰着蜿蜒的莱希河，开始口授《我的奋斗》一书。
希特勒1889年出生于奥德边境一个海关小公务员家庭，是其已年过半百的父亲第三位妻子（不到30岁）所生的第三个孩子。他14岁丧父，其母靠继续领取其父的养老金而没有沦于贫困。少年希特勒是学校里的一个差生。他的一位老师爱德华·休麦博士，在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案受审时曾这样评述他：“我对这个瘦削的脸色苍白的少年记得非常清楚。他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狭窄的领域里。不过他缺乏自制力，爱吵闹是无人不晓的，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脾气暴躁……。他对别人的劝告或者责备报以恶意的敌视，要求其同学无条件地阿谀奉承他，认为自己处于领袖地位。”希特勒对学生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也无好感，当他成为德国元首后曾多次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他的老师们。只有历史教员，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利奥波德·波奇，得到希特勒的赞扬。他在《我的奋斗》中回忆自己听这位教员上课时的感受：“我们坐在那里，心中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利用我们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正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教员，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年青时希特勒藐视并拒绝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幻想成为艺术家，1907年执意赴维也纳投考美术学院（因成绩不良未被录取）。同年，其母去世，从此浪迹维也纳街头，靠领抚恤金及其家乡姨妈的接济生活。从1907—1913年，这段长达六年落魄于维也纳社会底层的日子，是希特勒的性格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不仅领略了贫富悬殊、冷酷无情的人世冷暖，而且在这个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目睹了种种街头群众运动和尔虞我诈的政治权术争斗。这一切强化了其少年时期就开始养成的冷漠孤辟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中回顾说：“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明确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当时成了我的行动的巩固基础。此后我很少扩大这个基础，也没有改变什么……。对我来说维也纳是一所冷酷无情的学校，但是它在我的一生中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训”。
处于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年代，怀着强烈个人权欲野心的希特勒，囫囵吞枣地吸收了那时流行的种种思潮：诸如泛德意志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军国主义、地缘政治学、新马尔萨斯主义、极权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形成了他的社会政治信念和行动哲学。那时他的周围，全都是些失去昔日社会地位而挣扎于底层的破落小资产阶级分子。对自己的沦落充满恐惧，对现实社会充满仇恨，对个人的飞黄腾达充满渴望，对财富和权势充满贪婪，对上层和别人的成功充满妒忌。这种沉沦小资产阶级圈子里的氛围和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浸润着希特勒的灵魂，使他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理论奉为圭臬。他在《我的奋斗》中说：“人能够生存……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希特勒不信任任何人，不委身于任何人。他不承认有任何忠诚和道德，把人类的不平等和争斗视为自然法则。他自诩高人一等，虽然那时他没有职业和家室，常常饱一餐饿一顿。他憎恨任何民主制度，崇尚个人独裁和暴力，强调“多数不但代表着无知，而且代表着胆怯……多数决不能取代伟大人物”。他尤其不能容忍种族平等的信念，认为相信种族平等甚至比相信个人平等更加有罪。1913年，希特勒离开维也纳越过奥德国界进入慕尼黑，此时24岁的他，已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充满了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充满了对强权的渴求和对战争的推崇，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雅利安人做地球的主宰种族”。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慕尼黑的奥地昂广场倾听德国宣战公告的希特勒十分兴奋。他回顾说：“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他不顾自己的奥地利国籍。立刻上书德意志帝国的巴伐利亚国王，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他在《我的奋斗》中回忆自己的申请被批准时的情景：“我用颤抖着的双手打开这张文书，高兴的心情没有言语能够形容……几天之内，我穿上那套军服，此后差不多一连6年我再没有把它脱掉”。希特勒被编入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16团第1连，经过短期训练后便于是年10月开赴前线。在伊普莱斯战役，经4天4夜激战，全团3500人只剩下600人。希特勒与其他人不同，他是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与他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人回忆说：他是个奇怪的家伙，他没有收到国内寄来的信和包裹，他不想休假或者女人，当我们都咒骂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的咒骂，他常常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狠毒地攻击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无形敌人”。
由于希特勒极其热情地投入这场德意志帝国争夺霸权的战争，他被提升为德军下士，并获得了一枚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戴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但是，经过4年的血腥厮杀，德意志帝国终于在1918年战败，并爆发十一月革命而崩溃。德国的战败给希特勒带来巨大的冲击。他在口授《我的奋斗》中回顾说：“当我摇摇晃晃地回到我的病房①，把我疼痛的头靠在毯子和枕头中间的时候，我眼前漆黑一团……接着是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种卑鄙罪行的人（指发动十一月革命的人）的仇恨”。
不过，一次大战后席卷欧洲的革命危机与社会动荡，也给希特勒带来了机遇。他“决定投身政治”。当时的德国，随着旧帝国体制的崩溃，冒出了众多各种色彩的政党团体。希特勒加入了从慕尼黑社会下层冒出来的小小的“德意志工人党”。他凭借政治权术很快就控制了该党，将其改造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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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希特勒因中了英军的毒气，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帕泽瓦尔军医院养伤。
纳粹党）。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夺取政权的“啤酒馆暴动”，虽然失败了，却一下子使他在全国以至欧洲出了名。大战时与他同在一个团队的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经理马克斯·阿曼，请希特勒在监狱中写一本书，叙述他怎样从维也纳流浪到变成“名人”，或者是描述“啤酒馆暴动”的种种内幕。作为生意人的阿曼，指望其中的隐秘逸事、勾心斗角的情景和暴动的精彩场面，能够吸引读者。但怀着政治野心的希特勒，深知不能去翻那种对他并不光彩的老账。他认定纳粹运动和未来的纳粹政权，都需要“盲目信仰某种世界观”，决心把自己在维也纳流浪时所形成的政治信念和行动思想，写成一本作为纳粹主义“世界观”①基础的书。
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书的写作。书名原先是《四年半②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负责出版该书的埃耶出版社经理阿曼，从生意人的眼光把它改成《我的奋斗》这个比较简短和吸引人的名称。《我的奋斗》上卷在狱中口授，最初由与希特勒一起坐牢、既做其勤务兵又做其秘书的艾米尔·莫里斯做记录；后来则由另一纳粹党徒、一次大战时与他同团当志愿兵的鲁道夫·赫斯接替。赫斯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本来已经逃亡到奥地利，此时应希特勒之召返回德国投案，陪伴“领袖”坐牢。顺便指出，为了报答这种忠诚，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后，希特勒指定鲁道夫·赫斯为纳粹党的副领袖，并委任他为内阁不管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斯在1941年5月秘密驾机飞往英国，跳伞降落于苏格兰，企图促成英德妥协，演出了有名的“赫斯跳伞事件”。二次大战后，赫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87年8月作为西柏林斯潘道监狱囚禁的最后一名纳粹战犯，于狱中“窒息”死亡。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的奋斗》上卷在1925年7月首次出版，这时希特勒已经出狱。他接着在贝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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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文Weltanschauungen ，含有“世界观”和“人生哲学”之意，是希特勒最爱用的词。
②“四年半”是指1919年9月希特勒进入德意志工人党，到1924年4月啤酒馆暴动案审判结束。
特斯加登别墅继续口授下卷，仍然由赫斯负责记录和整理，于1926年12月出版。1928
年希特勒又向埃耶出版社经理阿曼，提供了一本关于他就未来德国对外政策基本思想的书稿。不过，这本书稿压在阿曼的办公室，一直到战后才在1961年被挖掘出来，以《希特勒第二本书》为名出版（又称《希特勒的秘密之书》）。《我的奋斗》从1930年起出版合订本，但销量每年只有数千册。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后，购买和赠送《我的奋斗》成了一种政治“时髦”，其销量猛增至每年近一百万册。在纳粹统治的年代，德国年青人结婚时，向新人们赠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学生从学校毕业时也人人得到一本。不过它是一本“世界上最少人阅读的畅销书”。希特勒虽然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但却是个最蹩脚的作者。他口授《我的奋斗》时，故作学识渊博，矫揉造作，不仅词语臃肿冗长，而且随心所欲地胡扯。虽然由曾在慕尼黑大学攻读的赫斯负责整理，并经过反犹小报主编施丹佛尔神父和反犹诗人捷尔内加工润色，读起来仍然十分难懂和枯燥乏味。很少有人，即使是忠实的纳粹党徒，有耐心去读它。尽管如此，它却是研究希特勒思想和纳粹德国政策的一本十分重要的书。
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我的奋斗》），要是外国政治家在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
1.2“上苍赋予雅利安人主宰权力”
强调生存斗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种族论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希特勒“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在《我的奋斗》中，处处都有这样的语言：“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了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她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她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那么谁是“大自然的宠儿”呢？谁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利”的种族呢？希特勒认为就是雅利安人，德意志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他在《我的奋斗》中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点燃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雅利安人），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
雅利安人靠什么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和主宰世界的地位呢？又怎样才能保持这种权利和地位呢？希特勒的答复是靠征服，靠践踏和奴役别的民族。他在《我的奋斗》中说：“人类初创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对低级人类的利用上……。因此，最初的文化产生于雅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只要他（雅利安人）继续无情地维持他的主人态度，他就不但可以继续当主人，而且也可以继续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
那么哪些人是低等种族呢？希特勒说：“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尤其是犹太人，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精神上的瘟疫，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应该被淘汰和灭绝的低等种族。希特勒几乎把一切他所憎恨和反对的东西，全都同犹太人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思想；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是犹太人种下的祸根；美国是犹太人“交易所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的苏俄是“犹太人搞世界阴谋的根据地”；连1918年德国战败也应“由犹太人单独负责”。希特勒一方面使用最崇高美丽的语言来歌颂雅利安人，另一方面则创造了最恶毒丑陋的词汇来咒骂犹太人。下面仅仅罗列出他在《我的奋斗》上卷中所使用的、部分咒骂犹太人的词汇：“腐烂尸体上的蛆”；“比黑死病还要坏的瘟疫”；“从人们毛孔中吸取鲜血的蜘蛛”；“一群相互野蛮争斗的老鼠”；“不断传播有害细菌的寄生虫”；“永恒不变的吸血鬼”等等。当人们读了《我的奋斗》中这些恶毒的语言，就毫不奇怪希特勒在夺取政权和发动世界大战之后，会如此残酷野蛮地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
既然作为雅利安人后代的德意志人是高等人类，就应该“统治世界”、“主宰世界”。因此希特勒强调，德意志国家应该保护本民族的纯洁血统，精心培育本民族的种族价值，选择和保存最“优秀”的分子，把他们提高到统治的地位。他说：“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认识到自己属于优良种族，因而有权统治别人。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希特勒认为：“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纳粹运动和纳粹国家应该越出原来的国界，把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统一成为“大德意志国家”；而与此同时，必须除掉共产党人、反纳粹主义分子等“不受欢迎的人”，淘汰怯懦、低能、患遗传病等“无生命价值者”；只有这样才能把全民族的力量聚集起来向欧洲和世界扩张，使德意志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
1.3德意志要夺取“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他的《第二本书》中反复谈到的一个根本思想。它是同其“生存斗争”和种族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在希特勒看来，上苍选择了雅利安人（特别是德意志人）做“主宰种族”，因此对外扩张，夺取德意志人所需的“生存空间”，是责无旁贷和天经地义的。
自从19世纪下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剧增以来，向外扩张的问题就成为德国统治阶级经常议论的题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德国需要扩张的问题，谈到有4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限制德国人口的增加。第二种方案是所谓“国内移殖”的措施，即对德国现有的领土加强开发以移殖人口。这两种方案，同希特勒的“生存斗争”哲学和关于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种族”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因而被他斥责为“放弃斗争”的失败主义，使德国“不再是伟大的国家”。希特勒在其《第二本书》中还进一步发挥说：“无论是谁，不成为历史的铁锤就会成为历史的铁砧”；“我国人民在它……想塑造历史并大胆而乐意孤注一掷时，它就是铁锤；当它……放弃为生存而斗争的义务时，它就是其他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的铁砧，或者就成为外国的营养品”。
第三种方案是模仿英国发展出口工业和海外贸易。这是过去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所奉行的政策。希特勒认为这种方案必然导致与英国发生悲惨的冲突。他在《第二本书》中解释说：若如过去那样参与世界工业、出口和贸易的话，就再次需要一支巨大的商船队，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港口和基地，需要国际销售市场和以殖民地形式获得自己的原料来源，就特别需要海军的力量来保护它们。“除非事先就认为英国会失败”，否则“德国要想重走老路的任何企图，最后必然招致英国不共戴天的仇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果”。而当时希特勒认为，英国是不可能会失败的，因为在他的种族理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属于优秀的北欧人种之一。因此希特勒认为，这种“期望用和平的经济手段来解决德国人民生计问题”的政策，是不适宜的“一种乌托邦”。
希特勒积极鼓吹实行第四种方案，即为德意志民族夺取所需的“生存空间”。他说：“只有在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以期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为我国人民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那么德国需要夺取多少“生存空间”呢？
希特勒断然否定了当时德国流行的一种主张，即恢复1914年以前的德国版图。他说：这是“最愚蠢的外交目标”；因为1914年的疆界，“从包括德意志民族的一切成员这个意义来说不是真正圆满的……它们是由于还没有告终的政治斗争而确立的临时疆界”。按照希特勒的领土方针，德国首先要把所有居住着德意志人的地方——如奥地利、捷克的苏台德区、包括但泽在内的波兰西部等地区囊括进来，组成一个“大德意志国家”；然后再向其他地方扩张，“夺取双倍的土地”（当时德国的领土为47万平方公里，他要求再取得50万平方公里）。他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德国领土的饥荒”。
德国要在那里夺取所需的“生存空间”呢？
希特勒宣称：“领土（扩张）政策是不能在（非洲）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就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是因为，“按人口计算每个俄国人所占有的土地是每个德国人的18倍”；而且，据希特勒看来，由于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让“犹太人集团”取得统治，苏维埃俄国“这个东方大国即将崩溃”。因此，向东方夺取所需的“生存空间”是最适宜的。
1.“德意志要成为地球的主人”（2）
1.4“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
如何才能夺取到德意志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呢？
既然德国要在欧洲实现其领土扩张，而欧洲的土地已经完全被各个国家、民族所占有了，因此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一开始就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德国要在欧洲取得领土时强调说：“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按照希特勒的“世界观”，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早在“啤酒馆暴动”前的1923年4月13日，他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说中就振振有辞地说：“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剧烈斗争——强者统治弱者的永恒胜利。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大自然就只有衰亡。违背这个基本规律的国家也将衰亡。”在《我的奋斗》中，他更加露骨地宣称：“战争就是土地，世世代代每天的面包都是从战争的眼泪里产生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在永恒的战争中人类将变得伟大，在永恒的和平中人类将会毁灭”。
他推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认为德意志帝国显赫的丰功伟业，是“建立在纯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
希特勒相信，在任何形势下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依靠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解决。他说：“力量是第一法则”，力量不仅是决定因素，而且只有力量才能产生权利。“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总是强者有权利贯彻他的意志。历史证明，没有这种力量的人，‘权利本身’使他毫无所得”。
总之，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东进军，以武力在富饶的波兰平原、乌克兰和俄国夺取德国所需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希特勒为未来的纳粹德国所描绘的领土扩张蓝图。
1.5“德国就是希特勒”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被当局假释。纳粹党的印刷出版商阿·缪勒和霍夫曼驱车去接他离开兰斯德堡监狱。希特勒在霏霏雪雨中，回到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所租的顶层房间，他的狗跳下楼梯去迎接他回家过圣诞节。尽管房间里摆满了其忠实追随者所送的鲜花，但希特勒所面临的政治前景并不美妙。他和纳粹党的活动受到魏玛共和政府的限制，在他坐牢期间党内的争权斗争使纳粹党处于分裂和瓦解的边缘。而尤其对他不利的是，20年代中期德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时期，鼓吹种族仇恨、暴力、独裁和战争的纳粹宣传，已经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希特勒不得不改变策略以适应形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在这个从1925年起的所谓“等待时期”，他一方面进行重建纳粹党，把那些不接受其领导的人驱逐出去，确立自己对党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放弃那种“啤酒馆暴动”式的夺权计划，把纳粹党的行动调整到魏玛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广交垄断资本集团和政界上层人物，以谋求“合法”上台来实现其政治野心。
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很快席卷欧洲和冲击到德国。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促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政局不稳。靠着德国战败和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伦王朝而建立的魏玛共和政府，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和封建残余大量存在，本来就先天不足基础薄弱；再加上受到凡尔赛条约束缚，比美、英等国的处境更加严峻。面临魏玛共和体制解体和下层革命危机的威胁，德国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来对付危机。希特勒的机会到来了。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下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和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开展强大的煽动性社会宣传，骗取广大民众的信任，使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从1928年获81万票和12个议席，猛增至1932年7月获1374万票和230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另一方面则加紧同大垄断资本集团、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争取上层统治权势集团的支持。1932年12月6日，一批德国大资本家和大地主联名上书德国老总统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经过同德国上层各派政治力量的一番幕后政治交易，希特勒终于在1933年1月30日，由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
希特勒就任德国政府总理之后，又进一步同垄断资本集团和军国主义势力勾结，攫取独裁大权。1934年8月2日老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根据前一天颁布的《德国元首法》，接任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权。8月19日，经过所谓德国公民投票，希特勒成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兼总理。第二天，他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我们夺取德国政权的运动结束了！……德意志帝国上至国家权力顶峰，下至地方行政机构，其领导权全部掌握在纳粹党手中！”希特勒终于拥有了独裁大权，可以按照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世界观”，去实现其“德意志要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迷梦了。
1934年9月初，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胜利的党代会”。一位希特勒赏识的年轻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此人后来在大战期间，成为拥有大权的纳粹德国战争经济领导人），被委任主持组建大会会场。施佩尔在纽伦堡的策佩林机场上，用长方条石建起一座长390米、高24米的巨大巍峨的主席台，上面仿照古希腊的浮雕进行了雕刻，顶端树立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其展开的翅膀宽达33米。会场周围安置了130架防空探照灯，每隔12米一架向高空打出强烈的巨大光柱，直达8000米高度，使人仿佛置身于巨大的水晶殿堂之中。9月7日晚，20万纳粹党徒排成队形，举着成千上万的“十”字旗，聆听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的演讲。纳粹党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领头高呼：“纳粹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则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嗨（万岁）——希特勒！嗨——胜利！嗨——胜利——希特勒！！”广场上数十万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喊① ……他们受到对希特勒个人崇拜的气氛所感染，他们被大型群众集会所形成的那种群体力量和团结意志所陶醉，他们为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所激动，一心追随元首奔向“德意志主宰地球”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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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妲尔，拍摄了一部名为《意志的凯旋》的新闻影片，把这一场面记录下来，曾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2.“铸造神剑，寻觅战友”
2.“铸造神剑，寻觅战友”
2.1“裁军”声中扩军
纳粹政权建立伊始，德国受着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军事上处于不能与其他大国抗衡的劣势，外交上也是孤立的。它的邻邦，尤其是法国和波兰，对它抱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尽管表面上装出欢迎第二个法西斯国家出现的姿态，但并不喜欢纳粹的泛德意志主义政策，而且在奥地利和巴尔干问题上同德国有相当尖锐的矛盾。处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虽然比较超脱，但对希特勒今后的政策走向抱有怀疑和戒心。至于苏联，对纳粹主义的敌视态度是很明显的。由于这种军事上的软弱和国际处境上的孤立，希特勒不得不暂时收起他在《我的奋斗》中那些赤裸裸的扩张主张，首先增强德国的军事实力和改变在国际上的处境。希特勒曾经说过，他上台之后的主要工作，在国内是“铸造神剑”，在外交上是“寻觅战友”。所谓“铸造神剑”，就是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扩军备战，高速度扩建一支庞大和现代化的、富于攻击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的军队；所谓“寻觅战友”，就是挖敌手的墙脚，瓦解凡尔赛条约的阵营，组织以自己为首的侵略集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希特勒是无法发动战争、实现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德意志要成为地球的主人”这种梦想的。
希特勒的第一步是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扩军备战。
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战胜的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解除武装”。按照该条约的有关条款规定：德国废除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大规模现代化战争需要有经过训练的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普遍义务兵役制为此提供了足够受过军事训练的兵源。事实上，后来纳粹德国重新扩军备战时，遇到了废除义务兵役制17年所造成兵源不足的巨大障碍）；德国的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10个师）,不许拥有坦克、重炮和化学武器；海军削减到1.5万人，不许拥有潜艇和1万吨以上的大型军舰，只保留36艘中小型舰艇；禁止拥有军用飞机和空军；武器弹药的储备受到严格限制，总参谋部也被取缔了（总参谋部是策划和指挥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军队领率机关）。凡尔赛条约还规定，德国西部和北部（面向北海与波罗的海）的作战工事全部拆除；划定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的德国领土为非军事区，不准德国驻军；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军队占领5—15年，以监督其履行条约。这些严格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以及强迫德国缴纳巨额赔款和割让原德意志帝国13%领土的条款,严重挫伤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希特勒早就利用这一点来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一再发誓要彻底铲除“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现在，他就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了。
1933年2月3日晚上，刚刚就任政府总理4天的希特勒，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的官邸，会见了德国各军区、各集团军和舰队的司令官。他向这些陆海军高级将领们作了两小时的秘密讲话，陈述了纳粹政权的内外政策，强调德国的陆、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这些德国国防军军官团的头头们，对于希特勒所展视的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诱人图画都感到欣喜。要知道，他们本来就对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强烈不满，一心想重振德军昔日的荣光与权势，何况大规模的扩军将为他们个人提供晋升的机会。当时在座的德国海军司令埃·雷德尔海军上将，在战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讯时，供认他对于希特勒展现的扩军前景“极为高兴”。由老总统兴登堡直接委派担任希特勒内阁国防部长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元首打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希特勒让冯·勃洛姆堡，这位主张在普遍征兵基础上建立庞大军队和实施总体战战略的国防部长，放手策划和进行扩军工作，并在1933年秋天提升他为陆军上将。
不过，希特勒清楚地知道，迈出毁约扩军第一步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期。德国的军事力量是如此的软弱，以至于无法对付任何因为违反凡尔赛条约规定而可能招致的外国制裁，这种制裁十之八、九首先会来自法国。法国是欧洲大陆凡尔赛体系的主要维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推行着遏制德国重新崛起的政策。1923年法国就曾以德国没有履行凡尔赛条约有关赔款的规定，纠合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希特勒早在1928年口授的《秘密之书》中就表示担心：德国将来是否会“有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武装自己，至少不至于在最初24小时内遭到制裁而崩溃”。因此,他上台后采取的方针是——努力在不致引起协约国阵营进行制裁的情况下，迅速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整德国的军备。
当时，世界各大国在三十年代初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一方面面临着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在财经上越来越感到难以应付军备竞赛的重担，正由国际联盟主持在日内瓦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希特勒便趁机以宣传“裁军与和平”来迷惑他的欧洲敌手，并利用列强在裁军问题上的矛盾，削弱和逐步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1933年5月15日，也是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全世界44个国家的首脑,发出一封有关裁军的公开信，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希特勒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于5月17日在德国国会公开发表了一篇“裁军与和平”的演说。他说：“我在昨天晚上获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对他的建议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方案……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持和平的人来说，总统先生的建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拥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希特勒还鼓其簧舌大谈：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纳粹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德国的邻居……。
这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也是纳粹欺骗宣传的杰作。人们很难想象，这些话同《我的奋斗》中那些颂扬战争和鼓吹扩张的话，都是出自一人之口。希特勒还充分利用世人同情弱者的心理，把德国打扮成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摆出一副追求理性的平等与正义的面孔，在国际裁军舞台上打出“军备平等”的旗号，宣称德国仅仅是要求获得与邻国（法国）拥有同等军备的权利。这一点很得到一些英国人的同情。英国在欧洲一贯推行均衡外交。面对一次大战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霸权地位的加强，英国从20年代起就采取“扶德抑法”的立场，力图保持一个不太软弱的德国以牵制法国。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1933年3月的裁军会议上，提出过一个规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陆军都限制为20万人的计划，这实际上将意味着法国要裁军（当时法国陆军有30万人），而德国则可以扩军（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陆军在10万人之内）。希特勒抓住了这一点，在5月17日的演说中表示“原则上”接受麦克唐纳的裁军计划。但他警告说：德国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西方的舆论界和政界，都被希特勒关于“裁军与和平”的大量甜言蜜语所迷住，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警告和要求“军备平等”的真正含义。
当法国人得悉纳粹德国正在扩军、因而表示并不打算裁军时，希特勒于1933年10月14日断然宣布：由于得不到平等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他在当天的无线电广播讲话中，再一次表演了那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演说天才。他先是故作沉痛地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是希望和相信，“国联是公平解决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同它从前的敌人真诚和好的讲坛，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承认最终要给德国人民恢复平等权利；德国曾经试图进行合作，但是遭到了严重的幻灭和羞辱”。接着他慷慨激昂地叫嚷：“对一个拥有6500万人口的爱好荣誉的国家来说，被别人贬斥为一个没有平等权利的成员，是不能容忍的耻辱！”
希特勒玩弄政治权术，宣布把关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决定，交付全德国公民投票来认可。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煽起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支持他的毁约扩军行动；另一方面则借此向全世界显示，他的行动是有德国人民绝大多数支持为后盾的，用以遏制西方国家进行制裁的可能。希特勒精明地把公民投票的日期，定在11月12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停战投降（1918年11月11日）15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他在这一天所发表的讲话中说：“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他们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他们的荣誉”。结果，当时德国合格选民中有 96%参加投票，而其中 95%投票支持希特勒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这些公开的演讲、宣传和政治行动掩盖下，希特勒一个劲儿地推进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他在1933年4月4日，设立主持扩军备战的最高机构——德国国防会议，自任主席，成员包括国防、外交、经济、财政、内政和宣传等部的部长，下设工作委员会负责具体贯彻执行。是年年底，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拟出新的陆军扩建计划，规定建立21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1支装甲部队和1个轻装师，平时总兵力30万人。这个计划原定要到1938年才完成，但希特勒下令提前到1934年秋。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受命，扩军工作必须保持秘密，“总参谋部”的名称不得公开出现。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也接到训令，绝对不能提及正在开始建造的两艘2.6万吨排水量的战列舰（它们后来被分别命名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柰森瑙号”），只能说是改进的1万吨军舰（这是凡尔赛条约规定的限额）；至于在海军总部基地基尔港已经储存的12艘潜艇骨架和部件，也暂不装配出来以绝对保密。由纳粹二号头目戈林主持的航空部，在民用航空名义下开展空军的建设，对空军飞行员的训练则在航空体育协会的伪装下进行。鲁尔的大钢铁、化学、机械和电器公司，如蒂森、克虏伯、法本等，都接到了大批制造军火武器的订货单。由凯特尔将军任主席的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1934年初制定了动员24万个工厂承担军事订货的计划。整个德国开始隐蔽地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
2.2瓦解法国的对德包围圈
无论在地缘政治上或军事上，德国采取任何对外扩张的行动，都必然首先要对付法国。这不仅因为法国作为紧贴德国的强邻，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同德国（德国统一之前是普鲁士）进行着争霸欧洲大陆的激烈斗争，而且两国在1870—1871年和1914—1918年打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谈到将来纳粹德国如何重新恢复强国地位、以及继而夺取世界霸权的时候，就曾经说过：首先必须同“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账。1928年希特勒口授的《秘密之书》中，又再次发挥这一思想。他说：“不管欧洲今后如何发展，法国总会企图利用德国一时的软弱，利用自身外交和军事上的一切可能，打击我们，分裂我们的民族，以期最终彻底瓦解它”；因此，“对德国来说，法国的这些大陆政治目标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事实上，法国确实是当时坚持维护遏制德国的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大国。在日内瓦的世界裁军会议上，法国虽然在英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部分同意了麦克唐纳的裁军方案，但一直拒绝德国的“军备平等”要求，坚持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要有实行制裁的保证。更严重的是，法国在20年代先后同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德国的周边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在法国的参与和推动下，捷克斯洛伐克又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建立了被称为“小协约国”的军事同盟；形成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相互协同对付德国的欧洲大陆同盟体系。因此，希特勒再三提醒他的追随者：“德国务必时刻牢记，不管它想怎样改变其命运，也不管它想沿着什么道路改变其命运，法国总是它的敌人”。可以说，希特勒上台伊始，无论是“铸造神剑”或者是“寻觅战友”，都必须首先瓦解法国在欧洲大陆对付德国的同盟体系。
希特勒是首先从波兰打入瓦解法国对德包围圈的第一个楔子的。
波兰地处中欧，东邻俄国、西界德国、南连捷克斯洛伐克、北接立陶宛和濒临波罗的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代以来，波兰曾经三次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瓜分，亡国长达百余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德国的战败、奥匈帝国的瓦解，以及俄国因发生十月革命而暂时退出了国际舞台，它才得以复国。1918年11月11日，这个被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看作“国耻日”的德国战败投降日，也就是波兰重新复国的“独立纪念日”。凡尔赛条约规定原德意志帝国领土的较大变动主要是在东部，而波兰正是这些变动的主要受益者。其中包括为了使波兰有一个出海口而划出波兹南和西普鲁士部分地区，形成一条“波兰走廊”，从而把德国同东普鲁士分隔开来；并把维斯瓦河下游德意志人占居民大多数的但泽（现称格但斯克），定为国际联盟监督和保护的“自由市”，以保证波兰享有使用该港口的支配权。因此，在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看来，波兰是凡尔赛条约的“孽种”，甚至比法国更加可恨。即使是在魏玛共和时期，德国的大多数军政领导人，也认为“摧毁波兰应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历史上曾经三次遭到俄罗斯和普鲁士瓜分的波兰，敏感到德国的任何重新崛起和扩张，首当其冲的都将是自己，因此把同法国结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早在1921年，波兰的复国元首毕苏斯基访问巴黎时，就同法国缔结了同盟条约和秘密军事条约。在秘密军事条约中规定：一旦德国威胁缔约一方，或者为了保障履行凡尔赛条约而需要采取措施时，两国应协调其军事准备，以便能提供有效援助或采取共同行动；如果德国进攻缔约一方或双方，两国应相互援助。1923年，法国以德国未履行凡尔赛条约的赔款规定出兵占领鲁尔，波兰当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支援，甚至打算出兵相助。同年5月，法国陆军元帅福煦访问华沙，提出所谓“福煦计划”，确定一旦同德国发生冲突，法、波两国采取共同行动。双方合作关系达到顶点。但是，1925年法国在英国“扶德抑法”政策的压力下签订洛迦诺公约，仅仅保障德国西边的国家（荷兰、比利时）的安全，而不保障德国东边国家的安全。更有甚者，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法国要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引起了波兰的不满。毕苏斯基指责法国为了同德国达成妥协，不惜放弃自己的保证义务，牺牲波兰的切身利益。这是“降临在法波友谊上的第一团阴云”。
30年代初，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势力，在德国所有周边国家的德意志人居住地区都猖獗起来。但泽自由市的市政议会，也被当地的纳粹分子所控制。1932年，华沙-但泽条约（规定允许波兰军舰自由进出但泽港的条约）期满，但泽市议会拒绝续约，并掀起了反波宣传，要求但泽并入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波关系更趋紧张。纳粹当局在面对“波兰走廊”的普鲁士边界，树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所抢走的你的东西。要等待在这块流过血的国境上报仇雪耻的时机”。面对纳粹德国崛起的扩张威胁，波兰首脑毕苏斯基元帅，于是年4月和10月两次秘密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采取对德国实行“预防性”的军事干预措施，但均遭法国拒绝。眼见难以指靠法国的支持和保护，毕苏斯基便决定转而调整同德国的关系。狡猾的希特勒抓住了波法关系的裂纹，从中打进了瓦解法国对德包围圈的第一个楔子。
1933年11月15日，即纳粹德国举行关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公民投票之后第三天，希特勒邀见波兰新任驻德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原来的大使韦索基因其亲法立场而被毕苏斯基撤换），表示赞赏毕苏斯基改善波德关系的态度，宣称尽管凡尔赛条约使德波关系变得“困难”，但德国“不打算用武力来引起任何变化”,并建议两国订立一项排除战争的条约。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声称两国政府一致同意：“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随后，德国向波兰提出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波兰积极响应，迅速于1934年1月26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宣告两国将以“直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无论何种情况下，两国政府将不使用武力”。
整个世界外交界对于《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迅速签订，都大感惊讶；而那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德国人也无法理解。但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刚刚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刚刚开始重整军备的时候，他需要以放弃使用武力的诺言来蒙骗其周边国家，尽管他实际上正在为使用武力而加紧扩军备战；他需要以尊重波兰主权的姿态来促使波兰离开法国，尽管他那纳粹化欧洲的蓝图中是没有独立波兰的位置的；他也需要以分别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手段，来打击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从未打算去履行这些条约；他更加需要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来瓦解法国的对德包围圈。应该承认，希特勒的这一手，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毕苏斯基统治下的波兰，从此逐渐离开它复国以来所奉行的同法国结盟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条导致它在《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而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精心组建起来的欧洲安全体系，也从此打开了一个缺口，并最终导致在30年代后期完全瓦解。
2.“铸造神剑，寻觅战友”（2）
2.3“条顿剑”在行动
1934年秋末，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马赛被刺杀后，当时的法国报刊感叹地说：“这年头儿，暗杀已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了”。其实，对于希特勒来说，本来就无所谓道德。他在《我的奋斗》中早就说过：“生存斗争”靠的就是“最残酷的斗争手段”。他把早年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流浪时，从社会底层学到的全套流氓手段，既用于国内进行夺权的政治角逐，也用于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斗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柏林政治圈子中就秘密传播过一份国外著名反纳粹人士的名单，上面标有死亡的记号。其中排在头里的人，包括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法国政治家路易·巴都和罗马尼亚总理杜卡，他们全都在1934年遭到了暗杀。
希特勒在国际舞台上所进行的第一次外交政治暗杀行动是针对奥地利的。
把奥地利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是在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和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早就反复明确宣告要实现的目标。从1930年起，随着纳粹势力的崛起，作为德国纳粹党组成部分之一的奥地利纳粹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有4万多党员。希特勒上台后，他们从纳粹德国当局领取活动经费和行动指示，不断地在奥地利境内闹事，目标是促成德奥合并。奥地利的天主教保守党陶尔斐斯政府，坚决反对德奥合并，对纳粹分子的动乱采取镇压措施。在国际上，当时不仅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明文规定禁止德奥合并；而且一心争霸地中海和巴尔干的法西斯意大利，对此也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墨索里尼自视为奥地利的保护者。1934年春，意大利同英、法联合发表了一项声明，针对鼓吹德奥合并的纳粹猖獗活动，宣告三国政府一致认为，“必需根据有关条约维持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随后，意大利又同奥地利、匈牙利签订罗马议定书，加强了对两个多瑙河流域国家的保护关系。面对这种形势，希特勒不得不于是年6月在威尼斯同墨索里尼会晤时，向这位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许诺德国“不会染指奥地利”。但是，希特勒说归说，做归做。德国纳粹党的情报和恐怖组织——党卫队保安处，不断以金钱和武器接济奥地利纳粹党分子，制造暴乱行动。党卫队保安处外国局负责破坏和暗杀的特工科，秘密策划了暗杀陶尔斐斯总理和推翻奥地利政府的行动。一批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接受秘密训练，组成所谓“奥地利军团”，集结在沿奥地利边界的德国境内，准备于适当时机越过边界进入奥国。
1934年7月25日，纳粹党卫队第89旗队的154名队员，穿着奥地利陆军制服闯进维也纳的奥国总理府，在距离两英尺的地方开枪击中陶尔斐斯的喉部。纳粹分子把身受重伤的陶尔斐斯安置在一张沙发上，既不给他医治，也不答应他召请牧师的要求，强迫他签署辞职书。与此同时，另一批武装纳粹分子则占领维也纳的广播电台，广播陶尔斐斯“已经辞职”的消息。正当维也纳进行这一流血暗杀行动时，希特勒装模作样地跑到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出席一年一度的瓦格纳①音乐节演奏会。陪同他坐在包厢里欣赏瓦格纳名作《莱因的黄金》（Das Rheingold）的,是这位作曲家的孙女——弗雷德林·瓦格纳夫人。她后来回忆说：两个副官从包厢外休息室的电话里不断听取维也纳方面的来电，然后进入包厢轻声报告给希特勒。“在演奏结束后，元首极为兴奋。当他告诉我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他更加兴奋了……虽然希特勒简直无法掩藏他脸上的喜色，但是他像平常一样在饭馆里讲究地点菜吃饭。他说：‘我必须过去（饭馆）呆上一个小时，让别人看到我，不然人们会以为我跟这件事有关’……”。
希特勒看来高兴得早了一点。身受重伤的陶尔斐斯，至死拒绝签署辞职书，忠于政府的奥地利军队当晚重新控制了局势。更重要的是，刚刚在威尼斯听过希特勒许诺德国“不会染指奥地利”的墨索里尼大发雷霆，下令把意大利 4个师的军队调到奥意边界的勃伦纳山口。在军事上远未重新武装起来的希特勒，不得不急忙收手,否认同此事有关。官方的德意志通讯社，奉命把原来发布欢呼陶尔斐斯政府垮台的通告撤回，代之以对“残忍的暗杀”表示遗憾的报道。直接策划此事的德国驻奥地利公使和驻奥地利纳粹党督察，被宣告免职召回。希特勒任命保守的天主教徒、德国内阁副总理巴本为特命全权公使（1933年1月希特勒组阁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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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瓦格纳（1813—1883）是著名的德国音乐家和歌剧作家。他的作品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和浪漫主义色彩。早年希特勒浪迹维也纳时就喜欢瓦格纳的音乐，纳粹政权建立后，瓦格纳的作品被利用作为“德意志种族优越”的证明而受到推崇。
总统兴登堡任命巴本为副总理，原来是德国保守势力牵制希特勒的一着棋。现在把巴本派到维也纳而免除其副总理职务，可谓一箭双雕）。巴本火速前往维也纳，致力于恢复德、奥“正常和友好的关系”。当然，这些对于希特勒来说，都只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手段。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并吞奥地利的计划，也没有放弃在外交斗争中使用间谍和暗杀的手段。他对其忠实信徒、但泽的纳粹党头子赫尔曼·劳希宁说：“人们觉得（间谍和暗杀）这项任务太脏了；实际上，他们太胆怯、太愚蠢”。此次事件之后,希特勒加强了纳粹情报和恐怖组织的力量，针对法国开展了1934年的第二次外交政治暗杀行动。
此时，纳粹德国外交形势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最令希特勒头痛的是法国在老牌政治家路易·巴都主持下，重新执行一条抗衡德国的“大联盟”外交路线。素以立场坚定、个性倔强称著的巴都，是法国强硬的传统独立外交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虽然已经72岁，仍然精力旺盛。他在1913年曾经担任过内阁总理，又历任内政、司法、陆军和外交等部部长的要职，在法国政坛上很有影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巴都可以说是30年代唯一曾经读过原版希特勒《我的奋斗》①的国际政治家（巴都的德语水平很高，能用德语背诵海涅长诗）。在面对纳粹德国开始崛起的历史关头，巴都于1934年2月重新担任法国外交部长。他接连走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努力重建和加强法国原来的欧洲大陆同盟体系；并且为了遏制德国，一改过去的反苏主张，致力于吸收苏联参加国际联盟和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巴都于6月间向苏联正式提出了缔结《东方公约》的建议草案。它包括：⑴由苏、德、波、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签订一项保障东欧各国国界不可侵犯的互助公约（亦称“东方洛迦诺公约”）；⑵苏联参加保障西欧国界不可侵犯的洛迦诺公约，法国则参加保障东欧国界不可侵犯的东方公约，法苏两国以此为基础缔结互助同盟条约。这样，就将构成一个遏制德国扩张的“大联盟”条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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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的奋斗》在希特勒上台后曾出版过摘要的英译本，完整的英译本直到1938年（美国）和1939年（英国）才出版。1934年在巴黎的法文译本刚出版，就根据希特勒的著作代理人的要求收回。据说，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当时也读过德文本的《我的奋斗》。
巴都的《东方公约》计划，在国内和国外都遇到了困难。在国际上，仍然沉迷于“扶德抑法”政策的英国态度冷淡，已经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表示婉拒，其他的东欧国家则担心苏联的“红色影响”而有所犹豫。在国内，由于30年代初法国政局动荡，统治集团中的反苏反共势力抬头，一批政客出而主张对德绥靖妥协。然而，巴都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坚定地执行抗衡德国的“大联盟”外交路线，不屈不挠地为实现其《东方公约》计划奔走。苏联积极响应巴都组建《东方公约》的外交努力。苏、法关系取得进展，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有关的军事人员也进行了接触。1934年9月，苏联正式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此种情况对心怀扩张野心的纳粹德国当然是不利的。于是纳粹实施国际暗杀的“条顿剑”再次行动，要把希特勒的眼中钉巴都除掉。1934年6月19日，巴都出访东南欧国家途经奥地利时，他乘坐的火车被纳粹党徒投弹爆炸，但暗杀未遂。勇敢的巴都，并未因为纳粹的暗杀威胁而减弱为组建《东方公约》的奔走。10月9日，他去马赛港迎接前来法国访问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当两人驱车穿过欢迎人群时，被克罗地亚“乌斯塔施”秘密会党的杀手以机关枪射击。巴都看见子弹横飞，急忙以身体掩护他的客人亚历山大国王，结果双双毙命。事后，由于法国亲德右翼势力的阻挠，这起暗杀案件的侦查没有认真进行，但不少线索都清楚地表明了其幕后黑手。克罗地亚“乌斯塔施”秘密会党，同德国的盖世太保本来就关系密切。该秘密会党接受纳粹当局的经济津贴，其机关报也是在柏林印刷出版的。在马赛暗杀事件发生前夕，“乌斯塔施”秘密会党的首领安特·帕夫利奇，突然离开柏林南下到靠近马赛的意大利米兰市；该秘密会党执行暗杀的杀手，则从慕尼黑获得假护照潜入法国，而且他所使用的机关枪是莫索兵工厂专门为德军生产的武器。
不管怎样，巴都之死对希特勒来说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接替巴都出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皮埃尔·赖伐尔，虽然聪明伶俐，却是个毫无气节、左右逢迎的政客。（赖伐尔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降卖国，在纳粹德国的卵翼下，当了维希法国傀儡政府的总理，战后被法国最高法院以卖国罪判处死刑）。由于巴都的巨大政治声望，接替他出任外交部长的赖伐尔，不得不宣称继续奉行其前任的政策。表面上，由巴都所开始的缔结东方公约的活动，有关签订法苏互助条约的外交谈判，都仍在继续进行，但所有这些外交活动已失去了巴都路线的精神。巴都以遏制德国的扩张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赖伐尔却把调整法德关系置于首位。巴都认为：“从纳粹德国那里得到一纸诺言是不够的”；赖伐尔却宣称：“如果办得到，我将毫不迟疑地与柏林签订协议”。巴都坚决拒绝德国的“军备平等”要求，强调出自法国民族利益的独立外交，经常提防英法联盟会变成一种“法国是马而英国是骑手”的合作；赖伐尔却追求眼前的政治利益，跟随英国去绥靖德国。1935年2月，赖伐尔跑到伦敦，同英国政府一起，向德国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缔结东方公约的“全面解决”建议，企图以军备问题上对德国的让步，换取希特勒同意签订保障欧洲安全的公约。这是法国开始走上绥靖外交路线的标志。
2.4 “和平”烟幕里毁约
1934年的秋冬，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进行重整军备，已经越来越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的一些报刊上流传着不少这样的笑话：德国工厂接受的订货单是婴儿的摇篮车，而装配起来却成了机关枪。事实上，德国秘密扩军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再继续实行隐蔽将妨碍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希特勒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用许诺、誓言和空洞的双边“友好条约”来麻痹西方国家，使它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则周密策划，寻找时机，以便在不致遭到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大胆迅速地完全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达到能够公开放手进行扩军的目的。
希特勒在这个期间所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言必称颂和平、谴责战争。1934年8月，他专门安排接见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瓦德·普赖斯，宣称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德国当前的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同年11月，他会见法国议员、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让·戈埃，大谈“你和我”都是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的无益与恐怖”；并且说德国正在忙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抽不出时间和力量准备战争。在此之前不久，德国还同法国签订了一项双方保证和平进行“萨尔归属公民投票”的协议。萨尔在德、法边境。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萨尔地区的煤矿开采权归法国，行政权由国际联盟掌管，15年后再举行萨尔区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1935年1月萨尔举行了公民投票，以90%的赞成票重归德国，希特勒趁此机会，信誓旦旦地说：“德国再没有对法国的领土要求了”；暗示德国甚至连过去一直强调的、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要求也愿意放弃，“以确保（德法）两国的和平”。这些宽容、和解与理智的甜言蜜语，自然使得本来就想通过某些让步来绥靖德国的英、法两国领导人，沉浸于“和平”的迷雾之中。在这种乐观和“友善”的气氛中，英、法政府一起于2月初向德国正式提出了，以同意德国“军备平等”来换取希特勒同意缔结东方公约的“全面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给了德国突破凡尔赛条约限制公开扩军的一定自由，这是希特勒表示欢迎的。但他并不满意，因为德国的扩军仍要受到同法国“军备平等”的限制，而且缔结一项集体安全的东方公约，会使德国对外扩张的行动受到束缚，这是希特勒所绝对不能答应的。由于英、法两国在缔结东方公约和给予德国“军备平等”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希特勒便从中加以利用。2月14日，他对英、法的“全面解决”方案作了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然后建议在举行总的会谈之前先进行双边谈判，邀请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前来柏林访问。西蒙欣然同意，双方商定3月7日在柏林会晤。
恰恰在这个时候，英国公布了它的年度国防白皮书，内中谈到基于德国正在大规模重整军备的事实，英国也必须适当地增加自己的军备。希特勒对此深感恼火，于是德国外交部通知英国政府：“元首患了感冒”。西蒙的柏林之行只好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为了弥补因一次大战死亡和生育减少所造成的适龄应征壮丁人数不足①，通过了把军队服役期限从18个月延长到两年的新征兵法令。希特勒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以法国和英国进行扩军为借口，实行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由于此举事关重大，希特勒首先放出一个试探性气球来探测协约国的决心。3月10日，戈林接见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瓦德·普赖斯，告诉他“德国已经有了一支空军”（这虽然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但却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结果英、法均未作出反应。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仍然在下院中说：他期待着前往柏林访问。
1935年3月16日，星期六（希特勒大多数惊人之举都是在星期六采取的），这位纳粹德国元首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德国重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重建包括空军在内的国防军，将常备陆军增加到36个师约50万人。这样庞大的建军数字，甚至出乎德军高级将领们的想象，据当时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冯·曼施泰因，在战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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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1年法国人口，即使加上一次大战后收回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只有3921万人，还达不到战前的水平。按当时军事专家的计算，到30年代中期，德国拥有的适龄应征壮丁人数是法国的两倍多。
来的打算是建立21个师，这36个师的数目完全是元首决定的。希特勒在当天的《告德国人民书》中说：“德国是一个裁减了军备的国家；既然别的国家不但没有裁军而且实际上正开始增加军备，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而效法。”
第二天3月17日是星期天，恰好又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国家歌剧院举行了隆重的军事典礼。这是德国20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场面。整个大厅是一片军服的海洋，原来德意志威廉帝国陆军的褪色灰制服和尖顶钢盔，同纳粹德国军队的新制服交织在一起，还有人们以前未见过的德国空军天蓝色制服。坐在希特勒旁边的是穿着髑髅骠骑兵礼服的冯·马肯森（他是唯一还活着的原威廉帝国陆军元帅）。台上灯光辉煌，军旗林立，青年军官像大理石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后面的巨幅帷幕上，挂着一个极大的银黑两色铁十字徽章。表面上这是一个纪念阵亡将士的仪式，实际上却是庆祝凡尔赛条约死亡和德国军队复活的典礼。当时在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德国，人们，不管他是多么不喜欢希特勒和不满纳粹制度的统治，也不得不承认：元首完成了魏玛共和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恢复国家的荣誉。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问题不在国内而在于国外，在于西方大国对纳粹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的反应。
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各大国反应如何呢？法国提出了严重抗议，也向国际联盟发出了呼吁，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来支持其抗议；相反还声明，法国愿意寻求和解的方法来“消除已经产生的紧张局势”。英国同样提出了抗议照会，但随即表示其外交大臣仍将期待访问德国，询问元首是否仍然准备接待约翰·西蒙。意大利政府也发出了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表示遗憾的照会。4月11日，根据法国的建议，英、法、意三个凡尔赛条约主要签字大国的首脑和外长，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雷扎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的行动。这次会议被当时的西方报刊，渲染为遏制德国的所谓“斯特雷扎阵线”。但实际上只是通过一纸决议，对德国毁约扩军表示遗憾，重申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宣称三国将为“维持集体和平而进行亲密的合作”等等。几天之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也通过一纸决议，谴责德国单方面废除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的行动，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可能的”对德国经济制裁措施。然而，这些都仅仅是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
2.“铸造神剑，寻觅战友”（3）
2.5 让英国人吞下诱饵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经说过：“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德国）在欧洲只有两个国家可能与之缔结同盟。这两个国家就是英国和意大利”。他认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主要应该在欧洲大陆，向东方从俄国和它的藩国夺取；而英国的利益和力量在殖民地、商业和海军，它在大陆上没有领土利益；因此德国的天然盟国是英国。在希特勒看来，威廉德国的最大错误是同时与英国和俄国争吵；“只有与英国结盟才可能保卫德国出征的后方”。他设想，德国应该考虑牺牲“殖民地和海军的野心”,以此作为“获得英国友谊的一个必要手段”。尽管希特勒后来并未能完全实现他早年的这个设想，他对英国的态度也作了改变，最后两国终于兵戎相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争取英国支持与谅解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与英国的绥靖政策是相辅相承的。
1935年3月24—26日，在协约国对德国毁约扩军行动一片雷声大雨点小的抗议声中，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和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前往柏林访问并会见了希特勒。这位刚刚冒险迈出公开毁约扩军关键一步的纳粹元首，态度温文有礼，甚至讨人喜欢。他告诉其客人说：德国要武装起来是为了对付苏联，他“非常了解德国在保护欧洲防御共产主义方面的作用”；并且暗示德国将放弃在海上同英国争霸的野心，愿意派代表去伦敦讨论两国缔结一项海军协定。
为了对付4月间的所谓“斯特雷扎阵线”和国际联盟谴责德国毁约扩军的决议,希特勒于5月21日在国会发表了一篇新的“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典型、最迷人的欺骗性“和平”演说。他没有对国际上谴责德国毁约扩军的言论表示不满或蔑视，而是摆出一付德国是个被人误解和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国家；强调他极端厌恶战争，追求的仅仅是平等与谅解。
希特勒在演说中，大谈过去300年来在欧洲大陆上，“帝王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每一次战争的主要后果是摧毁国家的精华”；“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而就在这同一天，他秘密颁布了德国国防法，改组武装部队的指挥系统，实施战争动员的准备工作和战争经济的组织工作。
希特勒在演说中强调说：“德国已向法国庄严承认和保证了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决定的边界，从而最终放弃了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要求，为了这块土地，我们曾经进行了两次大战①”。……仅仅过了五年，纳粹德国的坦克就冲向法国，不仅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占领了巴黎，灭亡了法国。
希特勒在演说中宣称：“在不咎既往的情况下，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将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国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的国土”。……可是过了四年多一点，德军的铁蹄就“无条件地”残踏波兰，这个他宣称承认的伟大民族的国土，就被置于纳粹德国总督的管辖下或者干脆直接并入德国的版图。
希特勒在演说中信誓旦旦地保证：“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或者来一次合并，并吞奥地利”。……然而过了不到三年，他的军队就开进了奥地利，把这个国家变成了大德意志国家的“东方省”。
希特勒在演说中还郑重地表示：德国将“无条件地尊重”凡尔赛条约剩下的其他条款②，特别是将支持和履行洛迦诺公约的一切义务，保证遵守莱茵区“非军事化”的规定。……其实就在演说之前，他已指示其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拟订重新派兵进驻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计划。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彻底撕毁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的一切条款，实施了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行动。
当然，希特勒尤其没有忘记向伦敦频送争取“友谊”的秋波。他在演说中再次表示，纳粹德国不会重走上次世界大战前威廉二世同英国争霸海洋的老路。“英帝国需要在海上有一支优势的保护力量，德国政府了解这一点……德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能够同英国人民和国家，建立并保持一种能永远防止再度发生两国之间曾发生过的这个唯一竞争的关系……德国既没有打算，也没有必要，更没有办法参加海军方面的新竞争”。希特勒向英国人公开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保证英国海军优势的协定方案，即德国海军不超过英国海军总吨位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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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的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这个所谓“凡尔赛条约剩下的其他条款”，实际上就只剩下了关于莱茵非军事区和国际共管基尔运河的规定。这两项规定都在1936年的3月和11月，先后被希特勒撕毁。
英国政府出乎意料之快地吞下希特勒所抛出的诱饵。伦敦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几乎以欣喜若狂的态度来欢迎希特勒的这些话。该报在头版报道并评论说：“……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我们希望，这篇演说将在各地都被认为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
1935年6月初，在英国的欢迎下，那位后来成为德国外长、以推行不讲道义与信用的纳粹外交而称著的里宾特洛甫，以无任所大使身份前往伦敦。6月18日，双方在伦敦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它规定：德国海军的总吨位永远不超过英国海军总吨位的 35%；德国潜艇的总吨位将不超过英国潜艇总吨位的 45%，但德国保留在通知英国后可在潜艇方面超出此比例的权利。
这一协定表面看来似乎是限制了德国海军的发展，实际上却是让希特勒放手发展海军。当时英国海军总吨位是120万吨，而德国海军的总吨位仅11.2万吨。按比例德国海军可扩大到3倍（总吨位超过法国海军的水平），这个规模即使是德国开足造船工业的全部马力，也需要10年时间才能达到。单从海军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人签订这一协定也是十分短视的。英国海军虽然对德国占有2/3的规模优势，但英国的舰队要分散部署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还有，它允许德国大量发展潜艇，这对于作为大英帝国生命线的海上交通是个巨大的威胁。后来二次大战的实际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尤为严重的是，如果说1935年3月德国宣布毁约扩军，还只是作为一个受凡尔赛条约管制的战败国单方面撕毁条约的话，那么英德海军协定却是作为制定和保障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国家的英国，公开协同德国去撕毁条约；而且是在完全没有同另外两个制定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国家——法国和意大利进行磋商的情况下签署的，甚至也没有通知负有保障凡尔赛条约执行的国际联盟。从希特勒分化瓦解协约国阵营的角度来看，英德海军协定所打进的楔子，比之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所打进的楔子，其影响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伦敦这种自私自利和眼光短浅的行动，不仅从根本上毁坏了凡尔赛条约的协约国阵营的基础，也使在一个多月前英、法、意三国宣称“维护集体和平而进行亲密合作”的所谓“斯特雷扎阵线”荡然无存。
2.6 冒险进军莱茵兰
希特勒派兵进驻莱茵兰①非军事区，是他在德国重整军备时期最大的一次冒险行动；也是西方国家在纳粹德国尚未完全武装起来之前，能够不必冒发生战争的风险而遏制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机会。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以及右岸50公里纵深的德国领土上，派驻军队、修筑工事和军事设施，此为莱茵非军事区。这一规定，使法军能够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轻易地进入这一不设防的要害地区，并迅速越过宽阔的莱茵河，直插德国的鲁尔和莱因工业中心。1925年德国与西方国家签订洛迦诺公约，其中的“莱茵保安公约”，明确保证德、比、法边界不受侵犯和遵守关于莱茵非军事区的规定。希特勒上台后，曾经再三声明，德国将恪守一切自愿签订的条约。如果说凡尔赛条约是德国在刚刚战败时被迫签署的话，那么洛迦诺公约却是德国自愿签署的，而且是希特勒多次保证要遵守的。但是希特勒的内心，自然是不能容忍这个莱茵非军事区的存在，他需要的只是等待时机和寻找借口。
希特勒终于抓到了一个借口，就是法苏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本来是路易·巴都主持法国外交时，努力推行抗德“大联盟”外交路线的产物，是“东方公约”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巴都在马赛遇刺后，接任法国外长的赖伐尔延搁了这项工作。但是，1935年3月希特勒公开毁约扩军对法国构成严重威胁，内阁中的许多部长都催促赖伐尔赶快签订这一条约，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4月间，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同赖伐尔在日内瓦会谈。5月2日，法国和苏联终于在巴黎草签了这项互助条约（尚有待法国议会批准后才生效）。该条约规定：法国或苏联若“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两国保证“立即相互进行支援和协助”。（随后捷克斯洛伐克也同苏联签订了类似的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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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茵兰（Rheinland）指德国境内莱茵河左岸地带，为旧地名。
就在这一天，希特勒指示其军事部（纳粹德国的国防部于1935年5月改称军事部）部长冯·勃洛姆堡，下令德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秘密拟订代号“训练”的进军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计划。不过，当时他刚刚冒险迈出了公开毁约扩军的关键一步。英、法、意三国在斯特雷扎举行了针对德国毁约行动的会议，西方报刊正在渲染出现一个所谓遏制德国的“斯特雷扎阵线”，国际联盟也通过了谴责德国的决议。在此形势下，当然不是采取新的冒险行动的时候。可是希特勒在5月21日发表其“和平”演说时，仍然暗暗地打下了一个钉子。他攻击法苏互助条约是“把共产主义引进欧洲舞台”，是与洛迦诺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能相容的，宣称这“带来了一个法律上不安全的因素”。
整个1935年的秋冬，希特勒都在等待采取新冒险行动的时机，而时局的发展也预示着这样的时机将要到来。英德海军协定的签订，使刚刚出现的所谓“斯特雷扎阵线”陷于瓦解。同年10月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事件（本章下一节将详细进行阐述），毁坏了意大利同英、法之间本已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证明所谓维护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是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侵略行动采取有实际意义的制裁行动的。尤其是对维护莱茵非军事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法国，正陷入日益严重的政局动荡。法国的法西斯势力“火十字团”等，于1934年发动向国会大厦进军的暴力夺权行动。1935年夏法国左翼势力联合发动“人民阵线”运动进行反击，左右势力斗争激烈，内阁更迭频繁，是否批准法苏互助条约成为两派激烈争吵的重要问题之一。1936年2月27日，法国众议院终于以353票对164票的多数通过法苏互助条约。希特勒立刻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新的冒险行动。
1936年3月2日，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遵照希特勒的旨意，向德军秘密下达了实施代号“训练”的进军莱茵非军事区的命令。这一新的冒险行动引起了一批德军高级将领的惊慌。他们力谏希特勒放弃这一冒险行动，因为当时德国恢复义务兵役制后的第一批应征壮丁才刚刚编入陆军；而法国和它的两个盟国（捷克和波兰）却可以马上动员90个师，还有后备军100个师。此外还要把苏联的力量计算在内，根据刚刚批准的法苏互助条约，如果法国对德国采取制裁行动的话，苏联是完全可能支援法国的。但希特勒拒绝了将领们的意见。不过，勃洛姆堡给参加进军莱茵兰的德国部队一份采取所谓“反措施”的密令，规定一旦遇到法国军事干涉就“赶紧从莱茵河对岸撤回来”。3月7日凌晨，一支由19个步兵营和12个炮兵连组成的德军（共约3万人），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其中3个营越过莱茵河，向德国与比利时、法国交界的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推进。上午10时，德国外长把法、英、意三国驻德大使召到威廉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交给他们一份废除洛迦诺公约的照会和德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的通知，同时还有一份德国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参加此次召见的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后来这样回顾说：“希特勒打了他的对手一记耳光,而他在这样做时还要说：‘我向你提出了和平的建议！’ ”
德军进军莱茵兰两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的讲坛上再次表现了他那煽动性的演讲天才。出席旁听这次国会演说的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记述了当时的场面。希特勒在大谈了一通凡尔赛条约的坏处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之后，不慌不忙地宣称：由于法苏互助条约生效，德国不再受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这时，由元首圈定的 600名德国国会议员——他们是体格彪悍、头发剪得短短、肚子挺得鼓鼓、穿着褐色制服和长统皮靴的清一色纳粹党徒，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了起来，右臂向上前伸作纳粹式敬礼，口中高呼“万岁”。在讲坛上的希特勒半举起手，示意其党徒安静下来，接着以沉着而宏亮的声调说：“德国国会议员们！（全场鸦雀无声）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德国的西部各省，德国军队此刻正在开进他们未来的和平时期驻防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两个神圣的誓约团结起来……”。大厅再次沸腾起来。这帮纳粹议员，一听到德军已经在向莱茵兰挺进的消息，血液中的全部黩武主义精神立刻涌上脑袋。他们大喊大叫地跳起来，脸形因歇斯底里的冲动而变了形，眼睛闪耀着狂热的光芒，看着他们的这位纳粹“上帝”。台上的希特勒扮演的角色精彩极了。他低垂着头，一副谦虚的样子，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党徒们安静下来，然后继续以一种低沉和抑制着感情的声调，说出了如下两个誓约：“第一，我们宣誓，在恢复我们民族的光荣的时候，决不屈服于任何力量……第二，我们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破坏和平！”
尽管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装扮得十分沉着，内心却是非常心虚和紧张的。他后来承认：“在进军莱茵兰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当德军参谋总部收到来自巴黎的最初信息，说法国下令调派13个师去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时，德国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要求撤回已经越过莱茵河的3营德军。这些德军高级将领们认为，法国人这次对于关系他们国家安危的大事，是不会不采取行动的。但是，希特勒以他那赌徒的心理和特殊的政治嗅觉，继续把宝押在英、法不会采取实际制裁行动的估计上面，拒绝了将军们的撤兵建议。尽管如果英国和法国真的进行军事干涉的话，不仅德军“只好夹着尾巴撤退”，而且很可能意味着希特勒本人和纳粹政权的垮台。
希特勒的政治赌博再次获得了成功。虽然英、法政府提出了外交抗议，国际联盟行政院和洛迦诺公约的成员国都举行了会议，谴责德国进军莱茵兰的行为，海牙国际法庭也准备开庭审判。但除了德国人以外，谁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法国下令调派的13个师仅仅是加强马奇诺防线），甚至没有人正式提出要对德国进行制裁。法国人正被内部的争斗所分裂。英国人本来就不大欢迎法苏互助条约，何况在他们看来，莱茵兰毕竟是德国的一部分，“希特勒只不过是进入了自家的后院”。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正忙于侵占埃塞俄比亚，而且因此已同英、法搞坏了关系（我们在下节将论述这一问题）。波兰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尽管有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波兰人对纳粹德国仍然深怀戒心。作为法国的长期盟友，波兰认为法国绝不可能容忍德国进军莱茵兰，因而在3月9日曾对法国提出“两国的军事同盟生效”。当发现法国并不打算采取行动时，波兰政府为自己的自作多情十分尴尬，并不得不向柏林做出解释（希特勒却表示很了解波兰政府的难处）。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国，都为此感到心寒，纷纷开始调整政策，使自己适应欧洲新的力量对比格局。连一向同英、法结盟的比利时与荷兰，也先后宣告中立。凡尔赛体系阵营土崩瓦解了。
2.7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
1935—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是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开始走向接近的转折点。素有称霸地中海区域野心的意大利，作为一个欧洲二等帝国主义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抱中立态度。1915年，它以投机的心态，同英、法签订秘密的伦敦条约，以获得巴尔干、地中海和非洲一系列领土为条件，参加到协约国阵营。1919年，意大利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虽然通过凡尔赛条约获得了若干领土利益①，但英、法、美拒绝满足其对东地中海和非洲的领土欲望。深感受到了“欺骗”的意大利，对于凡尔赛体系的格局，既有要维护的一面（因为它从中获得了利益），又有欲打破的一面（因未能完全满足其霸权欲望）。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时就说过：“（凡尔赛）条约不是永恒的”；但它又“是神圣的”，因为其中“有一些非常公正的既成事实”。传统的投机立场，以及对凡尔赛体系格局的双重态度，使墨索里尼既无明确的盟友又无确定的敌人。不过，寻找机会实现其变地中海为“意大利内湖”的霸权野心，却是一贯和明确的。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法西斯意大利在那些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很像一只孤独的狼”，等待着时机扑向它的猎物。
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就认为意大利是德国从凡尔赛体系阵营中，有可能争取到的一个重要盟友。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后，一直在争取法西斯意大利做自己的“战友”。由于德、意都不满凡尔赛体系和欲打破现状，两国又同属法西斯国家而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在实行扩张侵略时又都需要争取盟友以打破孤立的国际地位，这构成了两国走向勾结的基础。不过，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冲击下，整个世界格局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候，惯于投机的墨索里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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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条约，意大利获得伊斯特利亚、的里雅斯特、特兰提诺、达尔马提亚沿岸岛屿和南蒂罗尔，并把意奥边界向北推移到勃伦纳山口。
未看准该把“宝”押在那一边；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旨在称霸欧洲乃至全球的纳粹德国的崛起，同意大利在巴尔干和多瑙河地区、尤其是在奥地利，存在着矛盾。所以，在1933—1935年间，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站在凡尔赛体系阵营的一边，维护奥地利独立，同英、法一起谴责纳粹德国毁约扩军，参加所谓“斯特雷扎阵线”。而英、法因为要对付正在崛起的纳粹德国，也多方拉拢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一时摆脱了前一时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相对孤立地位。
墨索里尼一直念念不忘其称霸地中海和非洲的野心。侵吞东非之角濒临红海的埃塞俄比亚，正是其称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他眼见西方国家正忙于对付纳粹德国的毁约扩军和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3年又越过长城进逼华北），认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陆续集结军队在其东非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不断在埃塞俄比亚边境挑起冲突事件。英、法对意大利的挑衅行动，采取绥靖态度。墨索里尼更加相信，只要英国人认为主要危险是德国和日本，就不会对意大利“放第一枪”。至于法国人，在对付纳粹德国的问题上有求于意大利；法国外长赖伐尔刚刚还专程跑到罗马，缔结了一项两国解决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君子协定。而且，墨索里尼从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软弱无力，预计对于意大利侵吞埃塞俄比亚即使会有所谴责，也不会有真正的制裁行动。因此于1935年10月3日发动了侵埃战争。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严重威胁到英、法（尤其是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根据英国的建议，国际联盟行政院于10月7日
通过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的决议。10月11日国际联盟召开会员国大会，50个国家赞同这一决议，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3国反对。大会决定成立协调委员会，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的规定，拟订对侵略者实施制裁的措施。可是英、法并未决心采取强硬政策，它们拒绝军事制裁的主张，担心会引起欧洲战争，仅仅同意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对许多意大利十分需要的资源（如钢铁、石油等）都不列入禁运之内，甚至没有禁止意大利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这种虚张声势的所谓制裁，结果当然不可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反而激怒了墨索里尼，并使他看透西方国家的意志软弱。1935年12月，意大利退出了半年多前同英、法签订的对德“斯特雷扎阵线”。
希特勒对于埃塞俄比亚冲突事件，采取煽风点火、左右逢源、“两面下注”的态度。他对双方的胜败并不关心。如果墨索里尼的战争冒险失败，这将削弱意大利阻挡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障碍力；如果墨索里尼获胜，也会使意大利因赤裸裸的侵略而在国际舞台上重新陷入孤立，将不得不靠拢德国。希特勒所追求的是意大利同英、法闹翻，而看起来上述无论哪种情况对他都是有利的；唯一担心的是这一冲突事件会妥协解决，使意大利与英、法回到“斯特雷扎阵线”的关系。因此，希特勒极力煽风点火，刚开始时摆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姿态，后来又“鼓励”墨索里尼投入侵埃战争。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的德国，自然就不必遵守国际联盟制裁意大利的决议，它不仅继续供应意大利所需的原料，而且在1936年2月还出售了10艘潜艇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感激地宣称：“我已成为希特勒的朋友”。1936年5月5日，意军攻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7月4日，国际联盟取消了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承认了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然而，东地中海地区的埃塞俄比亚战争刚停，处在西地中海战略要冲的西班牙又发生了战争。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的法西斯将领佛朗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军事叛乱。墨索里尼对干涉西班牙内战表现得十分积极，因为这提供了一个实现变地中海为“意大利内湖”的大好机会。单单是直接派遣到伊比利亚半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意军就达到15万人。
当佛朗哥发动军事叛乱时，希特勒正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演奏会上欣赏歌剧，这是他每年这个时候的惯例。一个从西属摩洛哥回来的德国商人给他送来了佛朗哥的紧急求助信。希特勒立刻召来戈林和勃洛姆堡将军，作出了援助佛朗哥叛军的决定。他派飞机帮助佛朗哥把叛军从西属摩洛哥运到西班牙本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共提供了约5亿德国马克的装备），后来又直接派遣武装干涉部队（共约5万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空军秃鹰军团）参加西班牙内战。
德、意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对于希特勒起码有如下几个好处。佛朗哥的法西斯军事叛乱，不仅使法国西南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一侧出现一个新敌人，法国将处于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也在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出口处给英国人打下一个钉子。佛朗哥进行反“人民阵线”政府的战争，使纳粹德国能够在国际上大肆煽动反“共产主义”的宣传，不仅可借以掩盖德国的扩军备战行动，而且可以离间西方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破坏由于苏法、苏捷互助条约签订对德国所带来的不利形势。有相当规模的西班牙战争，还给刚刚武装起来的德国军队，提供了一个对其多种新式武器和作战理论进行实战试验的场所。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战争给了希特勒进一步争取墨索里尼投入自己怀抱的机会。本来在意大利攻占埃塞俄比亚之后，英、法就急忙通过国际联盟取消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力图重新拉拢墨索里尼回到“斯特雷扎阵线”，以应付1936年3月德国进军莱茵兰后的欧洲局势。可是西班牙战争使英、法重新修好意大利的企图落空。希特勒对于德、意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政策，一开始就眼光看得很远、算盘打得很精。他曾经对其外交部长和将军们这样说：“从德国的观点来说，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是值得想望的。我们倒是愿意战争继续下去，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这样就能使西方国家同意大利保持不和，就能把墨索里尼拉到德国这边来。
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场在西地中海发生的战争去拉拢意大利。1936年9月，他派遣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的德国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赴罗马。弗兰克在威尼斯宫拜见墨索里尼，向他转达了希特勒的热诚问候，强调德国是出于思想一致的原因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者，但是德国在地中海既无自身的利益、也无一己之目的。弗兰克说：“元首非常希望领袖①能够知道，他认为地中海纯粹是意大利的。意大利有权在地中海享有特殊地位，有权控制地中海。德国的兴趣则在波罗的海，那是德国的地中海。”同年10月下旬，意大利新任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访问柏林。希特勒在接见齐亚诺时强调：意大利和德国有必要成立一个共同阵线来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大国；如果英国看到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德、意集团，它大有可能会与之妥协；如果英国继续持反对的态度，那么德国和意大利是有力量击败它的。随后德意两国外交部草拟了一个议定书。10月25日，两国外长在柏林签订了《德意协定》。它规定：德国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不再干预德国对奥地利的政策；双方统一在西班牙的行动，并划分了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还规定两国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成立的伪“满洲国”。一个星期后，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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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领袖（Duce）是意大利法西斯对墨索里尼的称号。
在米兰发表演说，第一次以“轴心”这个比喻来形容德、意关系，声称“围绕着这个轴心”，其他的国家“可以一起合作”。后来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就被称为“轴心国家”。
在武装干涉西班牙所煽动起来的反共气氛中，德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结盟谈判也迅速取得进展。这一谈判是1935年初夏由日本采取主动而开始的。当时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希望通过同德国缔结政治盟约，以牵制北方的苏联，同时摆脱因侵华而造成的国际孤立状态。希特勒虽然愿意同日本结盟，但当时他担心会引起对日本南进不满的英国反对，影响他争取英国谅解德国毁约扩军的外交努力。现在，一方面德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毁约扩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希特勒需要加紧其“寻觅战友”的努力，因而决定加紧同日本的政治结盟谈判。1936年7月，德国向日本提交了一份《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并于同年11月25日在柏林正式签字。该协定规定：双方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并采取措施帮助“因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而国内安宁受到威胁的第三国”。这个《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还有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规定缔约国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另一方“不应采取任何足以缓和苏联困境的措施”；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该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任何政治性条约（后来1939年8月德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即据此向德国提出抗议，停止了同德国的军事结盟谈判，并宣布对欧洲战争采取中立）。一年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三个法西斯国家开始结成侵略性的政治同盟。“柏林-罗马轴心”，扩展成为“柏林-罗马-东京轴心”。
2.8“用大炮代替黄油”
希特勒早在上台前夕就宣称，一旦掌权后就立刻把陆军部长叫来，问他全面武装要花多少钱？“如果他要求200亿、400亿、600亿甚至1000亿，他一定能得到。那时我们就将武装、武装、武装、直到武装就绪！”然而，在纳粹政权建立之初，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洪峰刚刚越过德国的大地，留下了一片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大量失业的经济废墟。这自然要制约希特勒“要花多少就花多少钱”的全面武装打算，他不得不首先控制通货、解决失业、保护私有制、恢复经济，同时调整经济关系与领导权力，建立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1933年初，希特勒同被誉为“金融奇才”的沙赫特进行了几次密谈后，抛出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沙赫特在经济上是传统的金本位论者，政治上是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分子，20年代担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曾成功挽救因鲁尔危机而出现崩溃的德国经济，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后因拒绝美、英的扬格计划而同魏玛共和政府分道扬镳，投入纳粹党怀抱。希特勒上台后，沙赫特重新担任国家银行总裁，随后兼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成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纳粹德国“经济独裁者”（他主持德国经济的这几年被称为“沙赫特时代”）。他借助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机制，致力于消除失业、恢复经济和摆脱凡尔赛体系，同时为重建国防军筹措资金，为过渡到战争经济做准备。到1936年，德国失业人数从600万人下降到159万人，工业生产指数恢复到危机前的107%。这就为纳粹德国大规模扩军备战奠定了经济基础。无怪乎1937年1月沙赫特60寿辰时，德国国防军刊物《军事周报》称颂他为：“使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
尽管德国经济在沙赫特的主持下恢复起来，其中隐伏的新危机因素也在冒头。1935年秋德国粮食歉收，出现“面包和黄油危机”，政府粮食部长要求把进口粮食的外汇增加4.68亿马克。而由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肆扩军，不断追加购买进口战略物资，德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1935年已分别降到只有0.89亿和0.82亿马克。1936年5月，沙赫特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扩军备战的速度已经超过德国财经所能承受的限度，要求放慢扩军速度。这当然是希特勒所不能容许的。于是他撇开沙赫特①，依靠戈林炮制新的“四年计划”备忘录，并于同年9月的纳粹党代会上通过了这个计划。
希特勒明确规定这第二个“四年计划”的目标：“ 1，德国军队4年内必须具备作战能力；2，德国经济4年内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他强调说：“我们不是为经济、经济领导、财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财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和理论，必须完完全全服务于我们人民所进行的维护自身的斗争”。“假如我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德国的武装力量在训练、编制、装备，主要在思想教育方面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的话，德国将会遭到失败！”他任命戈林为新“四年计划”的全权总代表，成立专门的四年计划总管理局。同年12月17日，取代沙赫特的戈林，在对100多名德国工业和经济界领导人阐述执行新四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时说：“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不能根据账本计算利润，只能根据政策的需要，不允许计较需要多少代价。……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的赌注。……我们已经处于动员阶段，只是尚未开火而已。”对希特勒的战争意图心领神会的戈林，提出了“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于是整个德国经济开始转上战争轨道。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纪念纳粹党上台执政4周年的长篇演说。他列举出纳粹政权4年的政绩——德国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整了军备，恢复了强国的地位，结成了国际法西斯的政治同盟；在国内激发了民族主义的热情，形成了由元首主宰的统一意志，经济也（由于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复苏起来；借着前一年8月在柏林举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机，向世人展示了“新德国”一派强盛繁荣的景象。当时，大多数德国的民众和西方世界的人士，都把希特勒看作是振兴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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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赫特1937年辞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之职，虽然仍留任国家银行总裁，但已无多大实权。1944年因涉嫌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被捕，囚于集中营。
的传奇人物。踌躇满志的希特勒宣称：“感谢上苍，它的恩惠使我、一度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兵，能够把争取我们民族的光荣和权利的斗争引向成功”。然而，此时希特勒已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利用所铸造起来的“神剑”，去实现他在《我的奋斗》中所描画的扩张蓝图；而这位纳粹德国元首的扩张政策，很快就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3.“一次切一片”
3.“一次切一片”①
3.1 “红色”与“绿色”方案②
经过4年多的重整军备，希特勒已经初步铸成了他的“神剑”。与此同时，德军总参谋部开始制定纳粹德国最早的战争行动方案。1937年6月24日，担任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冯·勃洛姆堡（他由于致力重整德国军备有功，刚刚被希特勒提升为陆军元帅），根据希特勒的旨意，向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下达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指令。这个一共只打印了4份的密令，要求德国武装部队“为可能在1937年至1938年这个动员时期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
密令承认：“德国可以不必担心任何方面的进攻”，因为西方国家和俄国都不希望战争，它们也没有战争的准备。尽管如此，它却强调：“世界政治局势……很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因此德国武装部队需要经常为战争作好准备……以便在一旦政治上出现有利的机会时，有可能从军事上利用这个机会。”这充分表露了纳粹德国在找寻机会，图谋以武力对外扩张侵略的狼子野心。
密令没有具体说明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也没有指明一旦国际政治上出现有利于纳粹德国的机会时，将要如何“从军事上利用这种机会”，但却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德国武装部队要为如下两种战争情况作好准备：（1）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主要的战斗在西方，代号为“红色”；（2）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主要的战斗在东南方，代号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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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次切一片”（One-slice-at-a-time）是西方史学家，对希特勒扩张侵略伎俩的一种形象的描绘。在亚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时，也采用类似手法，我国称之为“蚕食”。
②这是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众多军事行动计划中，最早出现的作战行动代号。其德文为 Fall Rot（红色）和 Fall Grun（绿色）。德文 Fall 直译为“情况”，由于实际上是一种军事行动方案，所以译为“红色（或绿色）方案”更准确。
“红色方案”是“假定”法国可能对德国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将把主力用在西方。这是纳粹德国最早制定的、西线对法国作战计划。后来在1939年10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之后，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德军最高统帅部重新制定了进攻法国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西线作战计划，代号改为“黄色方案”。
“绿色方案”是指在东方的战争，“可能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为开始”。密令规定这一方案的实施，要有“在政治上和国际法方面找到借口的必要条件”，为此“必须事先制造好”这种借口。而在军事行动上则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从一开始就予以消灭”和占领。1938年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德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拟订了新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计划，仍用“绿色方案”为代号，于同年5月下达。它规定：将利用“一个挑衅事件发动闪电式的进攻”，三军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只留最低限度的兵力防守西线；陆军要以突击战歼灭捷克斯洛伐克的有生力量，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空军要尽快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空中力量和后方基地，攻击其通讯系统、动员中心和政府机关；海军则动用多瑙河舰队支援陆军的作战行动。这一作战方案强调，必须“充分利用突然袭击”，“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行动”，在头两三天内就造成一种局势，使那些想要干涉的敌国感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同时进行宣传战和经济战，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意志。后来由于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兵不血刃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因而“绿色方案”并未付诸实施，但它却是纳粹德国闪击战战略的最早体现。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军事行动方案外，1937年6月24日的密令，还规定了德国武装部队要对如下三种情况作好“特别的准备”。
一是“对奥地利的武装干涉”，即代号为“奥托”的特别方案。它规定要利用奥地利的国内纷争来进行武装干涉，“以维也纳为总方向进军，任何抵抗将予以击溃”。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下达了实施此方案的指令，于一天之内就占领了奥地利全境。
二是“同红色西班牙的战争纠纷”，即代号为“理查德”的特别方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插手干涉西班牙内战，给刚刚武装起来的德国军队提供了一个实战的试验场。纳粹党二号头目、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在战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在元首的许可下，我派遣了我的一大部分运输机和若干试验性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炮前去（西班牙）；这样我就有机会来弄清楚，在作战情况下，这些军备是否顶用。为了使人员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就实行了不断的轮换制度，这样新人员不断被派去，老的人则被召回。”德国武装部队的多种新式武器和作战理论，经过西班牙战争的实战试验得以完善，后来在纳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中都起了作用。
三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参加一场对我们的战争”，这将是“红色、绿色方案”的延伸。地处中欧的德国，最害怕的是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这个由冯·勃洛姆堡签署的密令承认，如果英国同波兰、立陶宛联合在一起（自然必定还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对德国的战争，“我们在军事上的处境就将恶化到不能忍受的甚至没有希望的程度”。密令流露出一种几乎是失望的心情，警告说：“英国将使用它所有的一切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付我们”，“因此政治领袖们要尽一切可能来使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保持中立”。后来，由于英、法政府推行绥靖政策,纳粹德国所最害怕的这一情况没有形成，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其“一次切一片”的扩张侵略伎俩。
3.2霍斯巴赫秘密备忘录
1937年11月5日下午，德国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以及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等5人，应元首之召来到座落于柏林威廉街的帝国总理府。这是纳粹德国立国以来，希特勒召开的首次最高层极密军事会议，也是他以德国元首身份第一次全面披露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构想。会议从下午4点15分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30分才结束，绝大部分时间是希特勒发言。元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担任记录，并在会后整理成一份绝密的备忘录（原记录稿销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查获此文件，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作为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罪证（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根据这一秘密文件，我们得以揭示此次绝密会议的内容。
这次会议一开始希特勒就声明：“今天谈的问题极为重要，不考虑在内阁这样大的范围里进行讨论”。希特勒强调，“他要讲的话系经过深思熟虑和他执政4年半经验的结果”，要求“把这次谈话当作他万一离开人世时留下的一份遗嘱”。他说，纳粹德国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为拥有8500万人的德意志种族，谋求其安全、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空间。他断言，现在的空间划分状况，“对维持目前水准的德意志民族构成极大威胁”，而且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权要求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德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解决空间之需”。希特勒否定通过自给自足的途径，或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德国的问题，重申“只能在欧洲去寻找必需的空间……而不是到海外去寻求”。他告诫三军首脑们，“任何空间的扩张只能在打破抵抗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过去和如今都不存在无主的空间”，“对德国来说，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投入最少的力量而获得最大的利益”。希特勒开头所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他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谈到的，所不同的是他现在以德国元首的身份，把它们作为德国的根本政策加以说明。
接着，希特勒分析了德国在欧洲夺取“生存空间”时将会首先遇到的敌人。他说：“德国的政策必须把两个仇敌——英国和法国考虑在内，因为它们把屹立在欧洲中部的强大德国巨人视为眼中钉。英国……并不打算从其占有的殖民地中让给我们一部分……要英国认真地讨论把殖民地归还我们，只有在它陷入窘境，德意志帝国业已强大和装备好了的时候方可考虑。”在这里，希特勒经过上台执政4年多同英国人的较量之后，改变了他在《我的奋斗》中对英国人的看法。以前在他看来，属于优秀的北欧人种之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大可能会失败的。现在，希特勒则认为大英帝国并非是不可动摇的。英国不仅在被它占领的国家中遇到反抗（他举出了印度和爱尔兰为例），而且在竞争者中间遇到更大的反抗。“英国在东亚的地位受到日本的削弱”，“在地中海与意大利发生矛盾”，靠其本土的4500万人口“已经不能在实力政策上长久地维持这个世界帝国”。至于法国，希特勒认为，虽然它在地理位置和领土状况上比英国好，“然而法国在内政方面麻烦不少”。他指的是这儿年法国政局动荡，右翼势力同“人民阵线”左翼力量之间进行着激烈斗争。总之，据希特勒看来，德国在欧洲夺取“生存空间”时，“不妨仍把英国、法国、俄国以及毗邻的小国作为实力因素予以考虑”。
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强调：“解决德国问题只有武力一个办法，而这从来没有不冒风险。……如果把在担风险的情况下决定使用武力作为下列表述的前提，那么还存在着必须回答‘在什么时间’和‘如何行动’的问题。”希特勒详细地说明了他关于在什么时间和如何以武力对外扩张的战略构想。
在什么时间动手呢？
情况一：1943年至1945年期间。
希特勒判断，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是纳粹德国最迟动手夺取“生存空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后，只会发生对我们不利的变化”。首先，从德国的情况来看,“陆、海、空三军的装备和军官团的培训接近完成。物资装备和武器已经现代化。长期坐等就会出现陈旧过时的危险，尤其是‘特殊武器’不能永远保密。”其次，从德国的外部情况来看，倘若直到1943年至1945年仍不采取行动，“与周围各国到那时为止所进行的军备情况比较，我们在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将有所削弱”。因为，“世界各国都预期我们会出击，每年都在强化对付我们的措施……加强其防御”。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运动及其领袖又在趋于老化和衰弱”，而且德国“又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和生育率受限制的前景，除了行动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结论是“只要元首还在人世，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心是，至迟在1943年至1945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
那么是否有可能提前行动呢？希特勒接着分析了提前行动的两种可能性。
“情况二：如果法国的社会紧张局势发展成为内政危机，牵制住法国军队不能对德国进行战争的话，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时机就来到了。”当时，希特勒主要寄望于法国因右翼同左翼势力之间的斗争，会引起内乱而陷于瘫痪。1936年5—6月法国“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但在右翼势力的进攻下，“人民阵线”内部发生分裂，加上此时又发生新的经济危机，法国政局十分动荡，短短16个月的时间就换了4届政府。
“情况三：如果法国被牵制在一场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中，以至它无法采取行动对付德国。”当时，德国与意大利正在联合进行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战争（希特勒估计这场战争还要打3年），由于意大利积极投入武装干涉西班牙，在地中海同英、法形成紧张局势。希特勒最大的希望就是由此而“导致法国和英国向意大利开战”。他详细分析了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断定倘若德国利用这个时机动手夺取捷克和奥地利，“可以有把握地估计，正与意大利交战的英国不会下决心进攻德国；估计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也不会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虽然希特勒所分析的“情况二”和“情况三”后来都没有出现，但西方国家推行绥靖政策，却帮助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夺取奥地利和捷克（下面两节我们将详细叙述），造成了一个有利于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态势。事实上，后来希特勒比他此时所设想的动手时间（1943—1945年），提前了4年至6年，于1939年发动了战争。
那么“如何行动”呢？
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强调：“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推翻捷克，与此同时推翻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向西方发动进攻的时候消除侧翼的威胁。”
希特勒的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可是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目光短浅，在1938年时竟然以为用牺牲奥地利和捷克的方法，就能安抚纳粹德国，为他们换来“一代人的和平”。倒是希特勒对英、法政府的估计更加准确。《霍斯巴赫备忘录》这样记载着：“元首本人认为，英国极可能、法国预计也非常可能，已经悄悄地把捷克一笔勾销了，而且情愿让德国有朝一日去解决这个问题。英帝国面临重重困难，且又顾虑再次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这是英国不会参与对德战争的决定因素。英国的态度对法国绝不会毫无影响。法国没有英国的支持不大可能发动进攻，倘若进攻也会被我们的西线工事遏止住。得不到英国的援助，法国不会通过比利时与荷兰进军。即使是我们与法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无需担心这场进军，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引起英国的敌视情绪。”果然，英、法1938年在慕尼黑出卖捷克，法国人在1939年德波战争时按兵不动地呆在马奇诺防线，而英法联军1940年也没有在德军西击之前进入比利时与荷兰。人们不得不佩服希特勒在1937年11月的秘密会议中，对英、法两国未来战略行动的准确估计。
希特勒还强调了发动战争时“必须采取闪电般的速度”。他说：“波兰的惊骇程度以及我们行动的快速程度，对波兰采取何种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是不那么情愿与战无不胜的德国打仗的。”
那么苏联呢？希特勒在这次秘密会议中很少谈到苏联，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变数，不过也透露了他的一些心思。他说：“我们必须以快速的作战行动对付俄国的军事干涉。至于这种干涉压根儿是否可能，鉴于日本的态度（当时日本正在酝酿北进，苏日关系紧张），看来大成问题。”
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聆听元首讲话的5人中，除了戈林以外，都对将要采取的扩张行动感到不安。他们倒并非是为希特勒那种赤裸裸的侵略性主张不安，而是认为德国还没有为一场大战准备就绪，担心现在就采取如此冒险的扩张行动会招致灾祸性的后果。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认为，德国现在还不能与英、法为敌。他们估计，法军即使是在同意大利打仗，在德国西部边境上仍然能保持强大的优势，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法国通过动员将会扩大这种优势。这两位将领还认为，德国西线防御工事目前的水平，对于抵御法军的进攻是没有多大作用的，相反捷克的坚固防御工事却会给德军的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外交部长牛赖特也对希特勒关于外交形势的估计，表示了某种怀疑。这3人都因为对元首的战争谋略表示异议，很快就丢掉了官职。
1938年1月下旬，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搜集了勃洛姆堡的新婚妻子曾当“妓女”的材料，又炮制了弗立契有同性恋的假案，希特勒借此迫使两人以“健康不佳”的名义辞职，同时整肃了一批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高级将领（16名高级将领免职、44名调职）。2月4日晚，柏林电台向德国和全世界，广播了希特勒所签发的《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统辖权的命令》。希特勒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本来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名义上就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现在他直接接掌了勃洛姆堡作为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指挥权。他取消军事部，设立一个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全世界所熟悉的机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德文为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简写 OKW），委任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将军担任一个名称很响亮的新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参谋长）。弗立契的陆军总司令一职，则由恭顺服从的冯·勃劳希契将军接任。同时对内阁也进行了整肃，外交部长牛赖特的职位由纳粹党徒里宾特洛甫接任，经济部长和驻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的大使，也都换成了纳粹党徒。第二天，即2月5日，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从此以后，在第三帝国再也没有人对希特勒的战争谋略表示任何异议了。
3.“一次切一片”（2）
3.3终于并吞了奥地利
1938年，希特勒开始迈出了他在欧洲夺取“生存空间”的步伐，头一个就是吞并奥地利。4年前，当德国尚未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他就曾企图通过暗杀陶尔斐斯来实现吞并奥地利。那次冒险，因面对自视为奥地利“保护者”的墨索里尼陈兵勃伦纳山口，最终碰了壁。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德国已经重整了军备。而墨索里尼，经过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已经投向了希特勒的怀抱，于1936年10月同纳粹德国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一年后又加入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就在里宾特洛甫去罗马恭请墨索里尼出席“反共”协定签字仪式时，这位意大利领袖对里宾特洛甫说：他为奥地利的独立“站岗”已经感到厌倦了，“今天意大利对（德奥合并）这个问题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关心了，……意大利的发展已经转移到地中海和殖民地上去了……让（奥地利的）事态自然发展下去罢！”这样，意大利实际上已经同意了德国吞并奥地利。英国则自从1937年5月张伯伦出任首相后，便全面推行绥靖政策，派遣亲信哈里法克斯赴柏林寻求英德的全面谅解与友谊。哈里法克斯对希特勒表示：英国政府“并不认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维持（欧洲的）现状，……只要求这种变更保证不使用……武力来实现”，有关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英国都是可以在“理性态度”的基础上解决的。至于法国，当时陷于严重的内部政争，已没有多大兴趣去关心保障奥地利的独立了。
此时，奥地利国内的纳粹分子，正在加紧从事促使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活动。陶尔斐斯被暗杀后接任奥国总理的舒施尼格，错误地以为，能够通过对纳粹活动做出让步的办法来保住奥地利的独立。他在1936年7月签订《德奥协定》，在德国许诺“尊重奥地利主权”的条件下，同意大赦奥地利国内的纳粹罪犯，并任命纳粹分子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官职，结果为纳粹的恐怖活动大开方便之门。1938年1月,面对猖狂的纳粹恐怖活动，忍无可忍的舒施尼格政府，下令警察查抄一个奥地利纳粹恐怖地下组织机构。希特勒便趁机采取行动，“邀请”舒施尼格前来德国谈判两国“存在的那些误会和分歧”。舒施尼格对希特勒的“邀请”有所警惕，行前要求事先得到重申1936年德奥协定不变的保证，希特勒爽快地满足了这一要求。但舒施尼格这位耶稣会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一种“谈判”。
1938年2月12日，在一个结霜的冬日早晨，舒施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长陪同，乘汽车越过奥德边界，进入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边境小镇贝希特斯加登，来到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山间别墅”（“山间别墅”德文为 Berghof，我国有些译著直接音译为“伯格霍夫”，建于1935年，大战爆发后增建地下设施，成为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之一）。这位德国元首穿着褐色上衣黑色裤子的冲锋队制服，在别墅的台阶上“欢迎”他的客人，身旁站着3位将军——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驻巴伐利亚边境的德军司令莱希瑙和该地区德国空军司令斯比埃尔。希特勒把舒施尼格引到别墅二楼的一间大书斋里会谈。透过这个房间前面的无格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气象雄伟、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和山那边的奥地利。舒施尼格虽然心中已被德国元首身旁紧站着3位将军蒙上了阴影，仍然礼貌周全地问候希特勒，寒喧此处风景壮丽和当日天气晴朗，并且恭维这个房间无疑是举行过许多重大会议的场所。可是，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这位彬彬有礼的奥国总理的话：“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谈风景和天气的”。接着就开始了对奥地利进行暴风雨般的指责。
希特勒高声嚷道：“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背信弃义的行动。过去是
如此，现在也没有好一些。这种历史性的矛盾现象早就应该结束，现在是时候了。我现在可以在这里告诉你，舒施尼格先生①，我已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一切。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要解决它的边界问题的话，没有人会出来反对的。”
舒施尼格有礼貌地表示异议：“关于奥地利在历史中的作用……我认为奥地利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希特勒打断了他：“完全等于零。我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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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整个会谈中，希特勒都粗暴地不按外交礼节，以职衔称呼舒施尼格为“总理先生”，而直呼其名。
舒施尼格：“然而，总理先生，奥地利有许多贡献是不能同德国文化的总的成就分开的。例如像贝多芬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哦——贝多芬？让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下莱茵兰出生的。”
舒施尼格：“然而，奥地利是他卜居的地方，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
希特勒：“也许是这样。不过我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
这样的谈话经历了一个小时之后，舒施尼格请希特勒把他对德、奥关系不满意的地方一件件说出来，并且表示：“（奥地利）将尽一切可能来清除障碍，以便达成更好的谅解，只要这是可能的。”
希特勒：“这是你说的，舒施尼格先生。但我告诉你，我要解决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希特勒横蛮无理地指责奥地利没有退出国际联盟，指责舒施尼格犯下了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指责奥地利政府在奥德边境修筑针对德国的工事等等。
舒施尼格否认奥地利政府有在奥德边境修筑工事这种事情。
希特勒：“听着，你当真以为你可以在奥地利移动一块石头而我在第二天不会知道吗？……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的全部可笑的防务就将被炸得粉碎。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我非常不愿意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意味着流血。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由一批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接受训练后组成，集结在沿奥地利边界的德国境内，实则是一支野蛮的奥地利“还乡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接着,希特勒以讽刺的口吻谈到那种以为能指望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想法。他说：“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法国本来在莱茵兰可以制止德国，那么我就不得不后退，但现在对法国是太迟了。”最后，希特勒说：“考虑考虑吧,舒施尼格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如果我告诉你如何去做，你就应当完全遵照我的意思去做。”于是希特勒领他的“客人”去进午餐。
午餐时，希特勒显得心情极好，轻松地谈论他的马和房屋。至于舒施尼格则忧心忡忡，并且注意到同桌就餐的一些德国将军。餐后，希特勒便出去会见被他召来的奥地利纳粹分子首脑，把舒施尼格和奥地利外交部次长留在小小的休息室。过了两个小时后，两位奥地利“客人”才被带去见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刚卸任的德国驻奥大使巴本（他在1938年2月4日被召回德国解除驻奥大使之职，但旋即被希特勒又派回维也纳，执行“邀请”舒施尼格到德国谈判的任务）。
里宾特洛甫递给舒施尼格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协定”草案，并且说这是希特勒的要求，“元首不允许对此进行讨论，必须立即签字”。这两页“协定”草案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要求，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目赛斯-英夸特为掌握警察的奥国内政部长，立刻取消对纳粹活动的禁令并释放所监禁的全部纳粹罪犯；任命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为奥地利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确保奥军同德军的“合作”，确保奥国经济同德国经济“一致起来”等等。舒施尼格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取消奥地利独立的最后通牒。他还想作些挣扎，要求再同德国元首谈谈。
当舒施尼格被带到上午谈判时的那间大书斋时，只见希特勒正焦躁地在来回渡步。这位德国元首断然拒绝任何讨论，声色俱厉地说：“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3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舒施尼格表示，他虽然愿意签字，但是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奥国总统才有法律上的权力来接受这样一个协定并予以实施。希特勒叫嚷说：“你必须担保！”舒施尼格回答：“总理先生，我可不能担保。”于是希特勒跳起来，跑到门口高叫：“凯特尔将军！”同时回头把舒施尼格赶出房间。这完全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恫吓，可是舒施尼格并不知道，他被吓唬住了。半小时之后，当舒施尼格再次被带到希特勒的面前时，在德国元首“宽限3天时间实施这个协定”的小小让步下，他便在这个奥地利独立的死刑书上签了字。
如果说，在德国尚未重新武装起来之前，人们曾经领略过希特勒那种口头奢谈和平的纳粹式两面派外交的话；那么，现在当德国已经重新武装起来之后，人们开始领略到希特勒的另一种纳粹式讹诈外交，这是一种依靠武力的强权外交。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捷克危机和但泽危机期间，人们还将再次领略到这种纳粹式外交。舒施尼格离开后，希特勒指示凯特尔进一步采取虚拟的军事行动，造成德国正在加紧准备入侵的现象，以保持对奥地利的军事压力。
2月15日，在纳粹德国军事威吓之下，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同意了舒施尼格在贝希特斯加登签署的协定。2月16日，奥地利政府宣布大赦纳粹罪犯，改组内阁，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他第二天就赶到柏林去见希特勒接受指示）。各地的纳粹示威和暴力行动更加猖狂了，在格拉茨市有两万纳粹暴徒闯入市政厅，扯下奥地利国旗，升起德国十字旗。舒施尼格打算采取一个豁出去的最后行动——就奥地利的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他派人去见墨索里尼，企图得到这位意大利领袖的支持。但墨索里尼答复说：“那是一个错误”。不过，舒施尼格仍于3月9日宣布4天之后（即13日）举行公民投票。希特勒得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决定对奥地利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对意大利将会发生什么反应仍然有所担心，为了取得墨索里尼的谅解，他派黑森亲王菲利普乘专机飞赴罗马，带一封亲笔信去见这位法西斯意大利领袖。
3月11日凌晨两点，希特勒下达了实施“奥托方案”的指令，德国陆军的卡车和坦克开始向南部边境进发。舒施尼格再次妥协，同意取消公民投票。但是按照纳粹的讹诈外交，每当对手做出一个让步之后，就必然很快逼其再做另一个让步。现在希特勒要求舒施尼格辞职了。同天下午，舒施尼格同意辞去总理职务。希特勒又加码了，要求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米克拉斯总统拒绝了这一要求。傍晚，怒气冲冲的戈林从柏林打电话到维也纳给赛斯-英夸特：“听着,你马上跟莫夫中将（德国驻奥武官）一起去告诉米克拉斯，如果他不立刻接受这个条件，已经集结在边境的（德国）部队将在今晚全线开入，奥地利就将停止存在……只有我们在7点30分以前得悉米克拉斯已委任你为总理，入侵才能停止”。晚7点半过后，舒施尼格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德国已经发出最后通牒，他已辞去总理职务。但是，米克拉斯总统仍然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晚8点钟刚过，戈林又打电话到维也纳，他对莫夫中将说，既然舒施尼格已经辞职，赛斯-英夸特应该认为自己有权以政府的名义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急不可耐的戈林直接打电话给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的纳粹党徒：“听着，你们现在是政府了。仔细听着，用笔记下……把如下的电报发到柏林来……”。于是戈林口授了一封“临时奥地利政府”请求德国尽快派兵到奥国“帮助维持秩序”的电报。这时，奥地利全国各地的纳粹党徒，纷纷出动占领市政厅和政府机构。午夜时分，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他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试图能避免德军占领奥地利。但已来不及了，希特勒已于当晚8点半下达进军令。随后在晚10点25分，希特勒终于接到了他焦急等待的、来自罗马的电话。
黑森亲王菲利普：“我的元首，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您问候……”
希特勒：“请告诉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菲利普：“好的。”
希特勒：“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俟奥地利事件解决，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菲利普：“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他预计将会同过去他毁约扩军时那样提出抗议，但不会有真正的干预行动。事实也果真如此。正陷入内阁危机的法国政府决定，如果英国支持的话就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但张伯伦政府已电示其驻奥大使：不要劝告奥地利人进行抵抗，并把英国的这个立场通知了法国。英、法后来都对德国提出了“措辞强烈”的抗议照会，但仅此而已。至于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它拥有一支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精良的军队），希特勒事先给它打了一针麻醉剂——由戈林出面会见捷克驻德公使，保证奥地利发生的事情对德捷关系丝毫没有影响。被麻醉了的布拉格当局，对“德国的善意”表示赞赏，答应不会有所动作。
3月12日拂晓，德军全面越过边界进占奥地利。中午，希特勒向全世界广播了一篇关于他决定“解放奥地利以帮助那里的德意志人兄弟”的声明，然后驱车越过边界，回到他19岁时离开的奥地利故乡林茨。第二天，希特勒到他双亲的坟墓献了一个花圈，并向在林茨欢迎他的人群发表演讲：“多年前离开这个城镇时，我怀着完全与今天怀有的同样信念。在这么多年以后，我能够使这种信念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我现在感动之深。如果上苍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城镇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与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现在，希特勒就来完成把他的“祖国”（奥地利）并入德国的“使命”。
3月13日清晨，希特勒的一个国务秘书从林茨赶到维也纳，把一份德奥合并的新方案交给赛斯-英夸特。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当晚，赛斯-英夸特赶到林茨，向元首呈交了一个法律文本，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奥地利为德国的一个省”。14日，希特勒怀着衣锦荣归的得意之情，进入他青年时曾流浪了5年的维也纳。
4个星期后，即4月10日，在纳粹当局的控制下，德国和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以绝大多数票赞同了两国合并。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东方省”，赛斯-英夸特任省长，德国的领土因此扩大了17%，人口增加了10%。吞并奥地利不仅了却希特勒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而且使欧洲的格局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多少世纪以来，维也纳一直被认为是通向东南欧的门户。现在德国军队已经站到了多瑙河匈牙利平原的边缘和巴尔干的门口，其南面同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接壤，距离亚得里亚海不过50英里，其北面则对纳粹德国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3.4 轮到捷克斯洛伐克
德奥合并公民投票过后没有多少天，即1938年4月21日，希特勒就指令德军最高统帅部拟订新的“绿色方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计划）。在他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是国际联盟的有力支持者，是法国和苏联的盟友。捷克拥有装备精良的欧洲一流陆军，又有著名的斯科达兵工厂，其国防工事足以同马奇诺防线相比。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位于中欧心脏地区的波希米亚高原，距离柏林和鲁尔工业区都不到一小时的空军航程，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可以从这里出发沉重打击德国。因此，在《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记载的秘密会议上，希特勒就强调德国对外侵略“第一个目标是推翻捷克……消除侧翼的威胁”。
捷克人对于纳粹德国并不存在多少幻想。他们尽力构筑防御工事，同法国以及苏联签订同盟条约，这意味着如果德国进攻捷克将会导致全面战争。然而，在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反过来成了希特勒可加以利用的因素。因为，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英、法害怕被这种盟约关系拖入战争，不希望被侵略的小国进行抵抗，反而竭力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向纳粹德国妥协。至于捷克和苏联的同盟，由于在地理时双方没有接壤，只有在波兰、罗马尼亚同意让苏军通过它们的领土时，苏军才可能援助捷克。而当时波、罗两国都对苏联抱有恶感，不可能同意让苏军过境。还有，苏联本身并不愿意卷入一场单独面对德国的冲突，苏捷同盟条约规定，只有在法国首先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才生效，而现在法国已经靠不住了。虽然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法国政府立即重申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义务，但它过去几年对纳粹德国的妥协立场，已经大大降低了其保障诺言的价值。至于英国，所有来自伦敦的消息都表明，已经牺牲了奥地利的张伯伦政府，打算再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求同希特勒达成“全面谅解”而保住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因此，形势对捷克斯洛伐克是十分不利的。
希特勒打算利用捷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作为侵略工具，使整个问题表现为是要给被压迫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以公平待遇，而非一个大国向其小邻国提出侵略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多民族国家。当时全国人口共1500多万，除作为主体的750万捷克人和250万斯洛伐克人之外，德意志人约320万（占总人口的21%），另外其他少数民族如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波兰人等合计不到200万。德意志人主要居住在捷克境内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苏台德区，他们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在政府中据有某些重要职位，一直相当融洽地同捷克人生活在一起。从各个民族关系来说，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好的，而德意志人又是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少数民族中处境最好的。但在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党的崛起，该地区的纳粹势力也迅速发展起来。1933年10月成立了以康拉德·汉莱因为首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该党从1935年起接受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并根据德国驻捷使馆的指示进行活动，从此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动乱的根源。
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不断掀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一个民族、一个国体、一个元首”的口号，要求苏台德区“回到德国老家去”。1938年3月28日，汉莱因跑到柏林拜见其纳粹主子，希特勒指示他要不断“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4月24日，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举行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八点纲领”：要求捷克政府释放所关押的纳粹罪犯，抛弃与法、苏同盟的政策，让苏台德区完全“自治”，全部官职均由德意志人担任。捷克政府同汉莱因举行谈判，同意释放所关押的全部纳粹罪犯，但拒绝给予苏台德区完全“自治”。汉莱因便中断了同政府的谈判，苏台德地区纳粹分子的闹事也不断升级，很快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焦点。4月28日，法、英两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伦敦会晤，商讨对策。法国要求两国共同向德国表示维护捷克独立的决心，英国以派不出陆军赴欧洲大陆进行支援为由，拒绝法国的建议。最后，两国政府决定：一方面由英国出面，通知德国要充分了解到诉诸武力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则联合向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捷克政府向苏台德德意志人作出“尽可能的最大让步”，并把对捷施加压力的外交努力告知德国以求谅解。
希特勒看到自己的计谋开始得逞，就一方面指示汉莱因继续闹事，另一方面加紧入侵捷克的军事准备。5月16—17日，正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休假的希特勒,指示其军事副官施蒙特少校多次电询德军最高统帅部：集结在捷克边境上的德军，有多少能在接到命令12小时内出动（答复是12个师），各师的番号以及捷克国境防御工事的情况等。5月20日，凯特尔向元首呈交了新拟订的“绿色方案”草案，提出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将发动军事进攻：（1）经过一段时间日益严重的外交争吵和军事准备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后，再利用这种局势把战争罪过转嫁给敌方；（2）根据某一严重挑衅事件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这种挑衅事件，至少在世界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道义上的理由。但是，此时却发生了对德国和英、法都感到意外的事情。
德国的《莱比锡报》在5月19日透露了德军调动的消息，捷克斯洛伐克的谍报局也得到了德军有8—10个师在捷边境集结的确实情报。于是捷克政府在贝奈斯总统主持下，5月20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征召一级预备役人员和若干技术后备役人员入伍。捷克政府同两个月前的奥地利政府不同，并不准备不战而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动员），震动了欧洲。英、法两国政府害怕德国果真使用武力，在捷克人坚决抵抗的情况下，它们是很难拒绝履行其援捷诺言的。另一方面，它们此时尚未同希特勒安排好“全面谅解”，在此种情况下也不能无条件地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法国外长庞纳发表谈话：“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同盟条约”。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也对德国驻英大使说：“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预料”。至于苏联，斯大林也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转告贝奈斯总统：如果德国侵捷，只要捷克斯洛伐克自己决心抵抗，即使法国不援助，苏联也准备给予援助。
5月22日（星期天），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匆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的军事顾问们一致认为：德国的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却尚未准备就绪去面对一场欧洲战争，因此除了收手别无选择。尽管这位纳粹德国元首，有如一个正在图谋不轨的强盗突然被人发现一样羞恼难堪，也不得不出来平息这次被外交史称为“捷克五月危机”的风波。于是，德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否认德军集结的消息，保证德国没有侵略捷克的意图。已经跑到德国的汉莱因奉命马上返回布拉格，重新恢复同捷克政府的谈判。伦敦和巴黎松了一口气，他们刚才的惊惶很快就变成了对捷克人的恼怒，指责“捷克五月危机”是贝奈斯总统的“挑衅”行为，是一个严重错误，而张伯伦则下定决心再也不冒这样严重的战争风险了。希特勒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带着愤懑的心情，加紧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准备工作。
5月28日，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希特勒，立即在总理府召开新的最高军政会议。他手指着铺在桌面上的地图，对出席会议的戈林、凯特尔、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路德维希·贝克（陆军总参谋长）、雷德尔（海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和牛赖特等人大声咆哮：“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并且规定要准备好最迟在是年10月1日采取军事行动。两天之后，希特勒签发了经过修改的新的“绿色方案”，它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在最近的将来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定。”
对于元首的战争计划，德国陆军多数高级将领都感到过于冒险。他们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遭到西方国家以及俄国的反对，就会引起欧洲大战，德国实无取胜的希望。其中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在5月至7月间曾4次把反对意见写成条陈，交由勃劳希契转呈希特勒，但这位陆军总司令却无勇气转呈。只是在贝克再三强烈要求下，勃劳希契才鼓足勇气把贝克7月16日写的一份条陈送给元首。8月15日希特勒在峪特堡阅兵时，重申他已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把将军们的反对意见压了下去。3天后，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就由哈尔德接任。贝克当时曾同一批德军上层军官密谋，打算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而英、法对德国进行军事干涉时推翻他，后来因英、法签订慕尼黑协定而没有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4年7月，贝克参与了策划刺杀希特勒，失败后被杀）。
在希特勒加紧准备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英、法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由苏台德问题引发的危机，加紧了压迫捷克政府作出让步的外交行动。7月26日，张伯伦政府宣布派遣下院议员、英德亲善协会主要成员伦西曼前往布拉格，以“非官方身份”充当苏台德问题的“调解人”。8月3日伦西曼抵达捷克后，即奔走于布拉格和苏台德区之间。在英、法的联合压力下，9月5日贝奈斯总统向苏台德德意志人表示，同意给予他们完全的自治，也就是满足了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的“八点纲领”全部要求。希特勒眼见将失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遂指示汉莱因中断同捷克政府的谈判。9月9日，正在纽伦堡举行纳粹党代表大会的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严令他们加紧集结部队，确定9月30日为“X”日（即发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日期），在此之前要在苏台德区发动一场暴乱以制造借口。9月12日,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希特勒站在宏大的体育馆中央，向狂热的纳粹党徒发表了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演说。他宣称德国的权利“受到无耻的侵犯”,“决不能以克制态度同捷克人这样的……敌人达成和解”，“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人既非手无寸铁，也未遭人遗弃”，叫嚷“对每一次进攻马上予以还击”。这一演说成了苏台德区德意志人暴乱的信号。捷克政府派兵前往镇压并宣布戒严，经过两天激战平息了暴乱。汉莱因带着几千名纳粹暴徒逃到德国，宣称现在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解决。一场新的“捷克危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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