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云雷
李云雷（1976—），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中的文化与世界》、《70后批评家·李云雷卷》，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等，部分文章曾被译为英文、韩文。
力匕
小城之春
一缕阳光洒下来，新生的白杨的叶子熠熠生辉，如同婴儿在笨拙地摇着手，嫩得让人心动。那些叶子在头顶不停地闪动着，我边看边蹬着自行车飞快地行驶，路上行人很少，仅有的几个人也是懒懒散散的，不知道他们要踱到哪里去，路边有卖早点的，在那里支一个棚子，卖油条、豆浆、豆腐脑，还有粮油店、兽医站、文化馆、电影院，一闪就过去了，我骑得飞快，顾不上看它们一眼，只有树叶在闪动，那么绿，那么嫩。
早上6点钟，娘的喊声把我叫醒，我只花两分钟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匆匆扒几口饭便上路了。从家到学校有6里路，学校是7点钟上课，我必须在6点50打预备铃之前赶到，所以一定要骑得飞快。即使这样也常常会迟到，因为我骑的车子是不知有多老的破金鹿，简直快要散架了，我爹修了修让我骑，可这车骑着骑着就会掉链子，一路上我不知要下来安多少次，有时链子还会卡住，那就更费时间了。
从村里出发，骑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就上了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已经被废弃了，所以也是坑坑洼洼的，从这破马路向西骑3里，过一座小桥就到了城里。城里的路纵横交错，我喜欢走的是南边靠河的这一条，这里的行人少，风景也是最好的，路两边有高大的白杨，夏天是一地浓荫，秋天是飘舞的落叶，春天则会有像雪一样的杨花与柳絮。沿着这条路一直向西走，就到了学校。
学校在县城的西边，再往西有一座小桥，桥西边就出了城里了。我的大舅家就在学校的西边，以前我跟娘去舅家的时候曾经路过过这个学校，那时我娘对我说：“你好好学习，以后就会到这里来念书。”我伸长了脖子去看那学校，悬在门口的“城关一中”四个字是认识的，门里边的一切却是那么神秘，操场上有人在生龙活虎地打球，还有人在走来走去，我看着他们很羡慕，觉得他们是多么快乐、多么无忧无虑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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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我来到了这学校，却并不感到快乐，每天早上都是匆匆忙忙的，总是怕迟到。车子轻轻一滑，进了校门，这时上课的铃声正好敲响了。看校门的老头追着我喊：“进门怎么也不下车，轧了人怎么办？”可是我无暇理他，把车子一扔，抓起书包就往教室跑，心里还期盼着铃声能够持续到教室。
踏着最后一声铃响，我冲进了教室。这时班主任已经坐在讲台后面了，我看了他一眼，便匆匆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心里想我这可不算迟到，铃声还在响呢，这可不算迟到。可他还是把我叫到了外边，不过没有批评，只是对我说，“以后早来一点。”我点了点头，心里却不服气：我没有迟到，我进门的时候铃声还在响呐，这可不能算迟到。可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只是看了他一眼。
再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杜晓勇念着书冲我做了个鬼脸，我也冲他挤了挤眼，坐下来开始大声念书。
杜晓勇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形影不离，下了课就粘在一起。他的手和嘴总是不闲着，不是动来动去就是说个不停，班主任每次批评“小动作”他都是一个典型，可是批评过后他还是改不了。他对我说他有“多动症”，家里给他买过药吃，可是不管用。我不知道“多动症”是什么，只觉得应该是好动的，正好我也好动，我们两个在一起玩再合适不过了。入学没有多久，我们便把整个校园跑遍了，后来又跑遍了整个县城，那时候有“植物”课，我们还从四处采来各种各样的叶子，问李老师那叶子叫什么。我们还跑到学校边上的小河里洗澡，有时候是两个人去，有时一大帮男生一起去，谁不下水就抬起来往河里扔。我们还很能打架，平常里不打，但没有人敢惹我们，有一次校外的小痞子来找事，还让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
“Boy，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下了课杜晓勇问我。Boy是我的绰号，那时我们刚学这个单词，而我的头发有点卷，他们说像个外国人，就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外号。
“我没有迟到，我进门的时候上课铃还响着呢。”
“那老靳叫你去干吗了？”
“老靳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做小动作。”
“去你的吧。走，咱们去操场上玩。”
“玩什么？”
“咱们踩影子吧。”说着他抬起脚来，踩了一下我影子的头部，笑着跑远了。我赶紧去追，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圈，没有拦住他，他笑着东躲西藏，最后气喘吁吁地倚在墙上，把影子也护在了后面，我说：“不能耍赖，快过来。”说着用手去拉他。他一下子挣脱了，跑到了教室前面。教室前面有几个女生正在跳皮筋，他绕着她们转开了圈子，我在后面不知所措地追着。
“大勇，你真讨厌，你们男生别跑到我们女生这儿来。”
说话的是韦红，她是杜晓勇的表姐，此时正站在那里撑着皮筋。杜晓勇嬉皮笑脸地对她说：“红姐，你们跳你们的，我们又没有碍着你们。”说着话他继续跑，可是脚步慢了下来。
“终于踩到你了。”我一个箭步跨过去，准确地踩到了他头部的影子，不料脚下一趔趄，身子一歪，撞到了韦红的身上。
杜晓勇一看，哈哈笑着跑远了，韦红气得脸色绯红，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冲杜晓勇的影子大喊：“大勇，你真讨厌。”不少男生女生在边上笑，他们在看我的笑话：一个男生撞了女生，多大的新闻，嘿嘿。我羞得满面通红，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好，愣了一下，拔脚去追杜晓勇，这次我拼上了全身的力气，心想追上他之后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我终于抓住了杜晓勇，这时上课铃也响了，他一边挣扎一边说：“别闹了，别闹了，要上课了。”又说，“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松开了他，愤愤地说，“下了课再收拾你。”
教历史课的杜老师是杜晓勇的姑姑，也是韦红的妈妈，上别的课杜晓勇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小动作，上历史课他可不敢乱动。杜老师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她课讲得好，对我们要求也严格，但态度很和蔼，很慈祥，好象我们都是她的孩子似的。
我去过杜老师家里，那一次我和杜晓勇正在操场上跑着玩，杜老师看见了，把我们喊了过来，说：“大勇，你们俩别玩了，学校里发了煤，你们给我拉回去吧。”
杜晓勇撇了撇嘴，没有说什么，我很乐意去，悄声对他说：“去吧，我们正好可以去街上玩一趟。”说着我们两个去拉了地排车，出了校门向东走。那时正下了雨，路上很滑，他在前边拉着车子，我在旁边推着，边走边看两边的店铺，那儿有卖水果的，卖菜的，卖鱼的用一个池子围着，几条活鱼在里边游，还插着一个管子通气，还有饺子馆、烧鸡铺、杂货店，修自行车的上头挂着一个轮胎，修鞋的老头显得很邋遢，他背靠一棵树坐着，面前摆着一架缝纫的机器，还有无数的鞋跟、鞋底和鞋面。
走到电影院向南拐，过一座小桥，继续向前走。这时换了我在前边拉着，有一个长长的上坡，我们一起用劲，把车子拉了上去，头上都冒出了热气。
“快到了么？”我问他。
“快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我家在这里，”他向西指了指一个胡同，“这是公安局的家属院。”
我往里看了看，觉得那胡同很宽，很深。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杜老师家里，杜老师已经先到了，她让我们把煤卸在墙角，用铁锨卸了一半，我抓起车把将车子张了起来，向后挪了一两步，然后放下来，抓住车把抖了抖，便将煤卸干净了，杜老师看了之后说：“你看人家，在村里干过活，知道怎么干。”我在家往地里拉粪，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她的夸奖让我很高兴。后来杜老师还夸奖过我一次，那是在操场边上，杜晓勇也在，她说：“你光跟人家跑着玩，学习上也向人家学学，我看这孩子很聪明，以后准能考上大学。”当时我听了感觉很得意，只是不知道考大学是什么意思，只感觉那仿佛很遥远，很神秘。
卸完了煤，杜老师让我们洗洗手，到屋里坐一会儿。进到屋里，我发现韦红正趴在桌子前写作业，杜老师对她说：“大红，等会儿再写，给你的同学倒杯水。”说着走了出去，韦红看了我们一眼，走过来倒了水，将两个热气腾腾的玻璃杯放在了我们面前，又坐回了桌子边。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以外见到她，感觉有些异样，似乎与在学校不同。杜晓勇开始喋喋不休地与她说话，我在一边打量着他们的家，这房子很漂亮，很洋气，我边看边想，这就是杜老师住的地方呵，这就是韦红住的地方呵，于是这房子与家具似乎都很神秘，让我感觉很亲切却又分外陌生。
一会儿杜老师走了进来，说：“你们两个光顾着自己说话，怎么把人家晾在一边了。”她这一说，他们两个都不说话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对杜晓勇说：“咱们回去吧。”
星期六回到家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等着我去干，打药、锄草、缛苗、浇地、捉虫子，赶到农忙季节，还要割麦子、掰棒子、摘棉花，地里的活似乎总也干不完。割麦子是最受罪的，头上顶着毒辣的太阳，身边的空气也像火烤一样，我们一人手持一把镰刀，在麦地里慢慢向前蠕动，汗水不断地流淌下来，浑身都被麦茫刺得又痒又痛，割完麦子打的时候更是又脏又累，人的全身都罩在飞扬的灰尘之中，一会儿就像一个泥鬼了，过了好几天咳出来的还是一口黑痰，看着一大片麦地，有时是让人很绝望的。
拉粪的时候，爹在前边拉一车，我在后边拉一车，肩膀上的绳子勒进肉里，煞得生疼，仿佛钝刀子在割一样，上坡时整个身子都弓了起来，气喘吁吁的像一条牛。路上的人见到了，跟我爹打招呼：“你家老二也顶个壮劳力了。”
我爹擦擦汗，说：“干不了重活，就先让他干点轻的。”
我心里很不高兴，每一个星期六、星期天都累得要死，简直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学校里过星期放假是让学生歇歇的，可我过星期比在学校里还累，想想真是委屈。所以有一次爹让我去割草的时候，我犟着不去。
爹问我：“你咋不去呀？”
“我上了一星期的学，过星期要歇一歇，你老是让我干活干活，连个歇着的空儿也没有。”
“家里那么多活，咱不干谁干呀？”
“我的同学人家一到家就玩，什么活也不用干。”
“你说谁呀。”
“城里的同学。”
“人家是城里的孩子，你是村里的，你能跟人家比吗？人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按月拿工资，咱要是一季庄稼收不好，你就吃不上饭了。”
我看了看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挎起筐子割草去了。割草的时候，我想起了杜晓勇、韦红，还有城里的那些同学，他们什么活也不用干，每天放学后就只是玩，该有多好呵。他们在家里玩腻了，父母还带他们去聊城，去济南，去北京，他们见过火车、飞机和摩天大楼，还在风景名胜那儿笑嘻嘻地照过相，而我却只能背着一个筐在这儿割草，一个人在这儿割草。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星期天干点活，我爹他们却是没有星期天的，他们一天天都在和庄稼打交道，他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还将这样过下去，而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好的了，以前有地主的时候和记工分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想到了杜晓勇和城里的同学，他们不用干活，而我却不得不弯着身子在这里割草。看着眼前生意盎然的青草，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了委屈与无奈，但我没有悲伤，突然我唱起歌来，那五音不全的忧伤调子在天空中飘扬，我想这歌只有那些草听见了，所以它们也是忧伤的。
城里的小孩长得都很白，而我却长得很黑，我比村里别的小孩还要黑，因为我总是在外边跑来跑去，不是干活，就是去玩儿。
城里的小孩穿的衣裳都是成衣，都是一套套的，看上去很好看，而我几乎没有自己的衣裳，都是婶子大娘家的哥哥穿剩下的，有时候补一补，有时候改一改，我穿着就去上学了。
他们什么都懂，而我什么也不懂。有一次我和杜晓勇一起去上厕所，他突然对我说：“你怎么没穿内裤？”
我被他问愣了，“什么内裤？”
“就是裤衩。”
“裤衩不是热天才穿的吗，现在穿不冷吗？”
他笑着跑出了厕所，在班里大声嚷嚷，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我在后面走进教室，发现很多人都在笑，还有女生在那里捂着嘴笑，他们笑得我满脸羞红而又不知所措，我一言不发地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回到家里，我让我娘给我缝了一条裤衩，在裤子里面再套一条裤衩让我感觉很别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慢慢习惯了。
一个下雪天，杜晓勇让我到他家里去玩，他说他家有很多书，可以借给我看，我听了很高兴，下了学便和他一起去了。那时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因为我爹要是看见我在看书，往往就不支使我去干活了，他只是嘱咐我不要看闲书，要好好学习。可我喜欢看的就是闲书，没有新的，便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旧书，其中有一本《射雕英雄传》（第四册），有一本《红楼梦》的第一卷（前三十回），还有一本《牛虻》，这些书都是我串亲戚时从人家家里搜罗来的，他们见我爱看，就让我拿回来了，也不往回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来这些书的，不是缺少封面就是窝了边卷了毛，没有一本是完整的，但我却看得很快乐，一遍遍地翻，把那些书翻得都不成样子了。
很快就到了杜晓勇家里，他家院子里有一架葡萄藤，干枯得像一张网一样，他说夏天整个院子都是荫凉的，在堂屋门口还有一棵无花果。他带我去看了他的小房间，那里面果然有很多书，他说这个房间和这些书都是他姐姐的，现在她去了北京读大学，这些就都属于他了。书那么多，我站在那里把眼都看花了，他说，你先挑两本吧，看完了我再借给你。我点了点头，挑了两本，一本是《家》，一本是《三闲集》（这本书好象是杜老师的，扉页还写了韦红的名字，杜晓勇说，“别让红姐知道我把这本书借给了你。”）。
我要走的时候，杜晓勇非让我吃了饭再走，他妈妈也走过来劝我。他妈妈也是很和蔼的，笑起来很亲切，她说，“吃完饭再走吧，大勇说你俩是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就跟在你家一样的。”
杜晓勇绷起了脸，对我说：“你要是不吃，下次我就不带你来我家了，也不借给你书看了。”
我只好留了下来，可是那顿饭吃得有点别扭，我是一个很认生的人，有陌生人在场总是感觉不自在，吃饭的时候他妈还老是劝我，“多吃点，多吃点”，杜晓勇也总是给我搛菜，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好不容易吃完了饭，杜晓勇的妈妈从里屋拿出来一件棉袄，对我说：“你们两个个子差不多，大勇能穿的你也能穿，这件棉袄你试试，看能穿不。”
我一听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办，杜晓勇在边上也说：“你试试，试试。”接着不由我分说，就把那件棉袄披在我身上，又把我的胳膊往袖子里塞。棉袄穿好了，是很合身的，他妈妈打量了一下，说：“这件袄你穿着挺合身的，你就穿走吧。”
杜晓勇也笑着说：“是呀是呀，挺合身的。你穿走吧，我还有哩。”
我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连忙把那袄往下脱，边脱边说：“不不，我有袄，我有袄。”
他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别脱了，你就穿着走吧，外边挺冷的。”
“我不冷，”我说着已经把那件棉袄脱了下来，“阿姨，我不冷，我自己的袄也挺暖和的，真的。”
“你穿上吧，穿上吧。”杜晓勇对我说，这时我已把那件棉袄塞在了他的手里，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不了，我真不冷，要冷我就穿了，”我说，“我不穿了，阿姨，我要走了。”说着，我向门口走了过去。
“你看你这孩子，不穿就不穿，你在家里再多坐一会儿。”
“不了，我走了。”说着我出了门，杜晓勇和他妈妈跟了出来，“再玩一会儿吧”，杜晓勇在我后面说。我转身看了看他们，说，“不了。阿姨，你回去吧。”
杜晓勇把我送到了胡同口，我便骑上自行车走了。外面天色已经黑了，雪纷纷地下着，路很滑。在路上我才想明白，杜晓勇让我来他家，主要不是要借书给我，是想送给我一件棉袄。我想到他们对我是那么好，而又让我多么尴尬。我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不能要，我自己的棉袄也很暖和，虽说是破了点。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我穿着自己的破棉袄向家里走去，一路上大雪纷纷扬扬。
杜晓勇很爱玩，很爱说话，我也很爱玩，但我不爱说话。杜晓勇爱说话，在班上他不但和男生说话，而且也爱和女生说话，女生中他说话最多的是韦红，韦红是他的表姐，他和韦红说话，也就和韦红的朋友说话，他和她们说起话来很自然，没有一点障碍。我几乎从不和女生说话，也很少跟她们接触，我只和男生说话，在男生面前我很自然，在女生面前很不自在，好象她们是另一种动物。对于杜晓勇和女生说话，我很看不上，心中有一点鄙视，（似乎男子汉不应该这样），但也有一点隐隐的嫉妒。
那时韦红和我是同桌，坐在我后面的杜晓勇和她说起话来很方便，我听他们说话也很方便，连身子都不用动一下。但我要和他们说话就不那么方便了，那要扭过脸或者转过身去，很容易被老师发现，不过好在我很少说话。
我们时常玩一些小游戏，有一次韦红出了一个上联，让我们对下联，上联是“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为柴”，这个对联很难，有三个字是能够拆开的，意思还得连得起来，我们想了一星期没有想出来，只想出来一个“白水泉”，后来还是她对我们说了，答案中果然有“白水泉”，不过后面的我就忘记了，只有当初曾让我为难的上联还清楚地记得。
还有一次，韦红不知从哪里看到一个题目：在“日”字上只加一个笔画，可以凑成九个新字，问都是什么。这个题目她也没有答案，我们几个便在一起凑，我们凑了八个：白、田、由、申、甲、旧、旦、目。最后一个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们都皱紧了眉头，拿一支笔在纸上乱画，看谁能最先想起来，突然如电光火石在脑中一闪，我提起笔来，在“日”字上加了个竖弯钩，成了一个“电”字，他们看了都恍然大悟，韦红看了我一眼，说：“还是你厉害。”杜晓勇也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Boy，佩服，佩服。”我看着他们也笑了，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知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和杜晓勇与韦红她们几个女生展开了一次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厉害。我们两个当然说是男的厉害，她们女生当然毫不相让，我们每天都找来许多例子来证明自己说得对：文学家中有多少女的，她们是否比得上鲁迅；物理学家中有多少男的，他们是否比得过居里夫人，等等。辩论是没有结果的，结果只是我也开始和女生说话了。女生中我说话最多的也是韦红，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杜晓勇的表姐，还是我的同桌，离我最近。
有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们三个说话被班主任抓了个正着。开班会的时候，他让我们三个站起来，当作不遵守纪律的典型加以批评。站在那里，我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是和杜晓勇一样“堕落”了，因此脸上一阵阵发烧。
那年夏天，我四姐家地里种了葡萄，我假期里没事，她便摘了葡萄让我在地边卖。那之前我还没有吃过葡萄，坐在地头边卖边吃，感到十分惬意。那片地靠着一条土路，两边种的是高高的白杨，我在树荫下铺一块塑料布，把葡萄摆在上面，自己坐在地上看来往的行人。这是一条很偏僻的小路，行人不多，来买葡萄的就很少，那时候葡萄还是个新鲜东西，一般像我一样的乡下人，如果自己家里不种，是很少买来吃的。
我卖葡萄用的是一根杆秤，我姐姐特意教给我那称上哪个星表示一斤，哪个星表示一两。可是卖的时候还是会遇上问题，有一次一个买葡萄的问我：“你的称上有没有称盘？”
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是问，我称的葡萄的重量是除了称盘以外的重量还是包括称盘，这我也不知道，便又给他添了二两葡萄算称盘。可我回去一问四姐，才知道在称上，称盘是的重量是被刨除了的。
我卖葡萄总是给人家称的高高的，可还是会有人怀疑我在称上做手脚，总是仔细地盯着。有的人更加讨厌，从一来买葡萄开始就一颗一颗往嘴里丢，说是尝尝，买完差不多就吃完一串了。
来买的人不多，我有很多空闲，有时候就跟姐姐家的小孩玩玩，小孩都喜欢跟我玩；有时候我就带本书坐在树影中看。那时候最让我喜欢的一本书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也是杜晓勇借给我的，我觉得那里面的风景和故事很吸引人，有时看得连吃葡萄和卖葡萄都忘了，心思和维特一样都在夏绿蒂身上，直到有人喊才会醒过来。微风轻轻地吹，四处是麦子和青草的清香，在这里看书真好。
我对韦红越来越有好感了，在我心中似乎萌发了一种新的东西，它神秘地牵引着我，让我对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动，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变，这些变化让我有些惶恐，惶恐中还有一丝丝甜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家菜地里种的葫芦和南瓜，在春天时会生长出嫩嫩的触须，它们卷曲着，在阳光下毛茸茸的，葫芦就靠着这触须慢慢向上爬，在架子上一路爬一路结下一朵朵小黄花。我感觉自己的心中也生出了这样嫩嫩的触须，可它不知道该往哪里爬。
每天早上见到韦红的时候，我都感到很羞愧，好象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似的，而且每天我都不首先和她说话，第一句话总是她先说的，之后我们似乎才恢复了昨天的交往，说笑起来才自然，似乎我们绝交又和好了，而到第二天早上我又开始保持沉默了，一夜间似乎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我是怕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所以我要等她先说话，以确认她并没有变，还是和从前一样。有一次她似乎发现了我的沉默，问我：“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我在思考问题呢。”
过星期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折磨，不但因为在家里要干活，还因为有一天多我见不到她了，而见不到她似乎我就不自由了。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在割草、缛苗、 摘棉花的时候，我的思绪总是围着她萦绕不去，我想着她，想着她清澈的眼睛和上翘的鼻尖，想着小桥那边她的家。在我的想象中，她的家似乎是一座城堡，那条小河是一条护城河，她便是住在里边的仙女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半懂不懂地吟哦着这祖先的诗句和电视剧里的歌词，在想象中跨着白马飞驰到了她的身旁。
我很羡慕杜晓勇和她的亲密关系，也很嫉妒他和她常常毫无拘束地说话。当她和他或者别的男生说话时，有时我便感到心里像刀绞似的疼痛，这时我会伏在课桌上什么也不看，或者大声地念书。有时候我会发现，她和别的男生跟和我说话没有什么不同，我发现在她眼中或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生，这一发现让我很难过，但当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总能在她的语气中发现特殊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她与我很亲密，在一起说话时，她经常贬斥杜晓勇而揄扬我，这让我内心感到很快乐，觉得她对我是比对杜晓勇更亲近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客气，也可能是对杜晓勇说话太多的反感，也是对我说话较少的一种鼓励。
对于折磨我的这种奇异的情感，有时我极力想摆脱，但总是身不由己。有一次，她早上来的时候剪了头，看着她从门外走来，我坐在凳子上感到分外陌生，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她了，她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你不要再想她了，不要再和她说话了。但当她一开口说话，还是那熟悉的声音，那一颦一笑又分明是昨天的她，她一开口说话，我刚才所下的决心顷刻间便灰飞烟灭了，一种熟悉的情感如一股暖流慢慢融化了我的心。
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姓一开始我不认识，看榜回去后，有人问是哪个老师班里的，我说他的姓我不认识，他们便笑我连自己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这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我的一个笑柄。靳老师对我们很认真负责，他还组织我们办了“春草”报，每人办一期，一天由一个人负责，自己去找文章、作插图，然后誊写在一张8开的纸上。办好的报纸用夹子夹住，挂在黑板边上，班上的人可以随意翻看，这曾经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学习语文的热情。
但是这一次他出的作文题目却让我很为难。这是一篇说明文，标题是“我的家”，要求重点突出、层次清晰，还要写得准确，最好能达到使人身临其境的效果，或者让人一读就能想象出“家”的大致轮廓。他还给我们读了一篇范文，开头是“如果你沿着滨河路向南走，在百货大楼向西拐，很快就能来到我的家。”中间是对“家”里的摆设的详细描绘，沙发摆在哪儿，电视摆在哪儿，自己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最后的结语是“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读完范文，他便让我们自己写。
这是一个春日的下午，外面的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地照过来，我的影子映在了课桌上，轮廓清晰而略有变形，我坐在那里望着它发呆。
这个题目让我感到很为难，倒不是因为它难写，而是因为我不想写。当我想到自己的家的时候，我只为它的贫穷感到羞愧，而不愿意欢迎别人来做客，那里既没有那篇范文里所写的摆设（沙发、电视等等），也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房间，只有几间土坯房，那已是我出生以前盖的了，房顶上都长了草，屋里的椽子下面又搭了一层板子，防止它往下漏土和雨天漏水；里面的家具只有桌子、椅子和柜子，它们是破旧而黯淡的，也是我们仅有的家当，我们用了多年修修补补还要用下去；院子里是猪圈、羊圈和随地乱跑的鸡，一会儿不收拾就又脏又乱了。这些就是我的家，我自己也不想正视，更不想写下来让别人看到，想想杜晓勇和韦红他们家，那是明窗净几和一应俱全的家具，再想想自己的家，让我突然感到很自卑，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家里的样子，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们会不会笑话我，疏远我？而我又是多么在乎他们，即使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轻蔑都会深深地刺伤我。
我在那里如坐针毡，不知道该如何动笔，周围的同学已经刷刷地写起来了，我还坐在那里发呆。只我感到心乱如麻，这或许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心乱如麻”的感觉。但作文课只有两节课的时间，我必须按时写出，不能老是耽误下去。我设想了摆脱这种尴尬的种种办法：我可以只写从学校到我家怎么走，写写一路上的风景，最后以“这样就到了我的家”结尾，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写到我的家，但是这样的写法又跑了题；我可以写写自己想象中的家，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家写得美丽、富有一些了，这样我就不但可以写沙发和电视，还可以写洋房和小轿车了，但要写的是说明文，必须准确，这也与题意不符；我还可以写我大舅家，他家里很漂亮，还有很多花和金鱼，但我大舅家并不就是“我的家”……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如实去写我的家，因为不管怎样那毕竟是我自己的家，而我也不想对老师撒谎。但我不想把这篇作文写得太好，以前我的作文常被靳老师当作范文念，但这篇作文，我不能让他当着全班的同学念，那样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了；可我也不能写得太差，那样他会点名批评，甚至还会找你单独谈话。在这艰难的谨慎中，我提起笔来，开始写我家里的那些破旧的桌子和椅子。
下课铃声响了，作文终于写完了，我也出了一身的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出现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有的贴在树上，有的贴在墙上，还有的贴在篮球架子上，上面写的话不是骂校长的就是说共产党坏话的，还有的说要自由与人权，反对贪污和浪费。我们都感到很新奇，不知道是谁贴上去的，贴这些干什么。
有一次杜晓勇来到学校，很神秘地把我拉到操场上，告诉我说他姐姐在北京游行了，她们大学的学生从学校一直走到天安门，要跟政府对话。
“对话？对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就是说话呗。”
“那政府是啥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我妈说在学校里就是校长，在咱们县里就是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的官很大呀，他们跟县委书记说话干什么？”
我们两个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跟县委书记说话，只是觉得到天安门去应该是很好玩的。可是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走着去，难道走着去不累吗？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去婶子家，她家里有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新闻。在那里我看到一些大学生泼上汽油把一个人烧了，还把一个人用绳子掉了起来。这些吓得我心惊肉跳，都不敢走黑路一个人回家了，后来还是婶子把我送了回去。见了杜晓勇我把这些告诉了他，我说：“那些大学生到天安门去，不是要跟县委书记说话，他们还杀人放火哩。”
杜晓勇的黑眼珠严肃地望着我，说：“那不是我姐姐他们干的，你说我姐姐会干这些吗？”我没有见过他姐姐，但是见过她的照片，她的脸型和他有些像，但是更柔和、更美丽，那样子也不像杀人放火的，所以作为对他的回答，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虽然我极不情愿，下一堂作文课还是如期而至了。靳老师在上面讲评，我在下边提心吊胆，生怕他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来念。那担心是让人很着急的，有时候我会突然恨自己不该那么写，万一他觉得我写得好，在班上念了怎么办，那我不是就要丢人了吗？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写的，就说自己病了，或者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写，我不是都已经想了那么多了吗？作文写得不好，顶多是老师批评一通，可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我家的样子，他们会怎样看待我呢？我越想越怕，想象中似乎已经看到他们嘲讽的眼神了。不过好在我的担心并没有真的实现，他没有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只在“其他写得较好的同学”中提及了我的名字，这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有些后悔没有写得更差一点，但他总算没有念，我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下了课，语文课代表把作文本发给每个人，接到自己的作文本，我的心才算安定下来。但这时韦红突然对我说：“你的作文呢，能让我看看吗？”
我一下子红了脸，嗫嚅着对她说：“我写的不好，你别看了。”
“让我看看吧，靳老师说你写得很好呢。”
“我写得不好，一点也不好。”
“不好也让我看看行吧。”
“你还是别看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我把我的给你看，咱们交换行吧。”
“不了，你别看我的了，我也不看你的。”
韦红把嘴一撇，转过脸去跟别人说话了，我红着脸把作文本往课桌里塞，心里感到很对不起她。但是突然杜晓勇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他一下子把作文本从我手中抢了过去，边抢边说：“让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接着他打开作文本就开始大声念了，“沿着冠宜春路一直向东走，出了城走过代屯，下一个村子就是我们村东三里庄了。我们家就在村子的……”
我赶忙扑过去抢，杜晓勇机敏地躲过我的动作，不少人都在向我们这里看，这时韦红也转过了头来，吃惊地注视着我们。我瞥了她一眼，心里分外着急，加大了动作去抢，但仍不能阻止杜晓勇，他提高了声音继续念，“……我们家里很穷，没有电视，也没有……”
我逼近了他，伸手去抓那作文本，想把它抢回来或者抓坏，这样他就没法念了，但是杜晓勇一闪，跑开了，他跑到讲台上继续念，“……在我家堂屋里有一张八仙桌，是很破旧的，但我爹说是梨木的，很宝贵……”
讲台下有鼓掌和叫好的声音，还有人嗷嗷乱叫，我追到讲台上，他又跑到了另一边，我继续追，他跑着跟我绕圈子，教室里乱成了一片，不少男生都在叫，他们都帮着杜晓勇，女生们则坐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我气得都快哭了，我感到韦红目光在追随着我，但我不敢去看，只是死命地去追。
突然我停下来不跑了，杜晓勇还在那里念，我对他大声说：“杜晓勇，你念吧，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说完，我一甩手，走出了教室。
当我走到水塔旁边的存车处时，杜晓勇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他边跑边喊：“Boy，Boy，我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怎么生气了。”
我没有搭理他，找出钥匙来开锁，锁总也打不开，这时他跑到了我的身边，说：“Boy，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你的作文本，我还给你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锁总是打不开，我一脚把自行车踹倒在地，看也没看他一眼，快步跑出了校门。杜晓勇在我后面紧追着，边跑边喊：“Boy，Boy，你等等我，你听我说。”我没有停下来，我是无法原谅他的，可是他还在后面追着喊。他跑得没我快，体力也没我好（因为我在家总是干活），很快就把他落在后面了，我拐了几个弯，他的身影就不见了，可我继续飞快地跑着，我跑过了图书馆、粮油店、电影院，跨过了小桥，我沿着河堤向东跑，这条河一直流到我们村，沿着它我可以一直跑到家。
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难过，似乎只有奔跑才能将之发泄出来，双腿飞快地迈动，耳边呼呼生风，可奇怪的是我的感官却很灵敏，我能嗅到擦身而过的那些人身上的味道，能看到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已经不那么嫩了，它们变成了碧绿色，在阳光中闪烁着向我招手，我还听到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广播，里面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还传出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但解放军和毛主席都救不了我了，我的心此刻是如此忧伤，我只想和着流水一起向前奔跑。
在城里，小河的两岸是人家的房屋，人群也熙熙攘攘的，出了城却是一片田野，天地顿时开阔了许多，这里很少见到人，只有一片延伸到天边的绿色，我一路跑过，好象天地间只有我一个人一般，天地在我的奔跑中一颤一颤地抖动。
我看到了一个老头在钓鱼，他胖胖的，头发都白了，好象是城里退休的老头，我跑过时把他从打盹中惊醒了，他看了看我，又去看钓丝，好像有一条鱼上钩了。我继续向前跑，很久没有再遇到人，突然不知从哪里发出一声枪响，吓了我一跳，我四处看看没人，还是向前跑，突然一只鸟忽剌剌从天上落了下来，正跌到了我的前面，在那里抽搐着、挣扎着，身上还流出了鲜艳的血。我愣在那里看，突然从对面小桥边转过来一个人，他身材高大壮实，满脸胡子拉碴的，对我说：“小孩，跟我一起打鸟吧。”我跑开了，没有搭理他，我恨这个打鸟的人，那只鸟在天上飞得好好的，他为什么非要开枪呢？
我继续跑，一直跑啊跑，跑得我满头大汗，跑得我筋疲力尽。终于看到我们村了，可是我再也跑不动了，我咬着牙支撑着，最后一下子跌倒在了草地上，两条腿感到又酸又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在那里躺了一会儿，我慢慢坐起来，从那里隔着一条河眺望我的村子、我的家。我的家掩映在绿色的包围之中，在夕阳的辉耀下，它显得是那么安静祥和，它不会知道此刻我正望着它，不会知道我因为它的贫穷而羞愧，不会知道为了它我和最好的朋友都闹僵了。
坐在那里望着它，我心中有无数的怨恨和委屈，我想到了杜晓勇和韦红，他们的家是那么漂亮、整洁，为什么我的家就这么穷这么破呢，为什么我偏偏就出生在这里呢？我望望天空，天空一片碧蓝、默默无语，我望望四周，身后是望不到边的青青麦苗，面前是一条潺潺流淌的河，不远处还有一座小桥和几棵树，它们什么都没有回答我。
可是我心中突然感到羞愧，我想起了我的爹娘和我的姐姐。你们对我那么好，可我竟然为我们的家而感到耻辱，我是多么对不起你们呵，我的爹娘。望着青枝绿叶之后的那所宅院，我不禁陷入了自责之中，我恨我自己。现在我多么想投入你的怀抱，虽然你曾让我感到屈辱，但在最后给我安慰的，永远也不会抛弃我的仍是你呵，我的家。
夕阳慢慢落山了，天边生起了一片灿烂的晚霞，那一片温暖的红色照耀着我、笼罩着我，我不知为何轻轻啜泣起来。
2003年1月26日
本期编辑 | 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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