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帆 摄影 陈羽啸
7月5日下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做客名人大讲堂，给观众带来一场名为《从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的精彩讲座。从古蜀文明的溯源一直到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作为亲历三星堆最新六个祭祀坑发掘全过程的历史学家，雷雨用大量鲜活的考古案例和文物实证，将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紧密联系娓娓道来。
溯源古蜀文明，蜀字曾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6月13日，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发布了最新考古成果，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等文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但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在中国的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地方上零星的记载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因此，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众多的古蜀文明遗址中，三星堆是最为核心的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使得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期主讲人雷雨，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研究员。30多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雅安沙溪遗址、什邡船棺葬墓地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古蜀文明重要遗址、墓葬以及越南义立遗址的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目前正主持《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2012-2018年三星堆遗址系列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以及十四五期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
蜀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
在讲三星堆之前，雷雨首先聊起了一段记载于上古典籍中的古蜀历史。他说：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国家。‘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曾参加过武王伐纣之战。根据西汉史学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朝。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所灭，蜀地从此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中。
回顾三星堆发现往事，古蜀文明内涵不断被丰富
在历史学家眼中，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更要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雷雨介绍说：1949年后，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包括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等在内的一系列距今5100-2200年的遗址和墓葬，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年代范围、文化面貌、社会发展阶段观察，可以肯定它们是古代蜀人的历史遗存，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
这一系列关于古蜀历史的考古新发现中，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雷雨还给大家回顾了三星堆初醒惊天下的往事。1929年，三星堆遗址首次被人们发现。当时广汉农民燕道成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部分玉器流散到古董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三星堆遗址的首次正式发掘是在1934年，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带领下，历史学家在燕家院子及其附近进行了发掘，从而拉开了持续90年的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1949年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不断颠覆人们对古蜀历史的固有认识。雷雨称，20世纪50-70年代，四川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台地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应为古蜀文化遗址，并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青关山夯土台疑似宫城
很多人去过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那里展陈的精美绝伦且造型独特的青铜器让人啧啧称奇，但大多数人对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和规模不甚了解。雷雨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150平方千米）、考古勘探（12平方千米）和考古发掘（20000平方米）工作。
雷雨说：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千米，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代的遗址。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积约3.6平方千米、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夏商时期古城——三星堆古城（一大城、数小城，先小城、后大城），随着‘十二五’以来聚落考古工作的开展，城址的布局也开始逐渐清晰，一个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已逐步显现出来。
据了解，多道城墙将三星堆古城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功能区，由于在月亮湾小城的青关山夯土台上发现了商代大型建筑群，因而推测月亮湾小城可能就是三星堆王国的宫城所在地。青关山大型建筑群共发现三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建筑基址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是南中国地区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
出土文物造型奇异，纵目面具曾被误认为是太师椅
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化遗物逾5万件，1986年发现的两个商代晚期的祭祀坑，更是出土了一大批前所未见、造型奇特的器物。 雷雨说：除部分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器、青铜礼（容）器外，很多是中国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辉煌又最为独特的部分。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
陈显丹教授和青铜纵目面具
聊到这里，雷雨展示了一张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刚出土时，发现它的陈显丹教授与其合影照片。他还说了当时的一件趣事，这个面具刚发现时是倒着埋在2号祭祀坑里，对于这个中空的、U形器物，纵使是像陈显丹教授这样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从未见过，所以当时误以为这是一个青铜太师椅。雷雨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反映出古蜀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以及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架构。
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显示三星堆并非闭门造车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南部的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规模试掘，取得重大成果。在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坑周围又发现了6个新坑，面积从3.5-19平方米不等。雷雨表示，在新坑里发现的文物呈现了三星堆的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雷雨还说，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印记，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或者习俗，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它例，因此客观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与更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与互鉴，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或者说在更远地区找到相似度较高的同类器。因此，可以理解为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鉴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的独特创造。
雷雨强调，三星堆几个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见、与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来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和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套看似怪异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的范畴。雷雨说。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一、二号坑龙形饰件多达29件
在很多细心的观众和历史爱好者眼中，一些三星堆的文物和中原地区同时代文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天雷雨的现场讲述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即便那些看起来最怪异的青铜器，其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原元素和符号：比如那件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的是牙璋（中原礼器）。而1号青铜大神树上的自天而降的飞龙、青铜大立人的龙头座和上面的龙纹，都是典型中原符号，且一、二号坑光是单独的龙形饰件就有29件之多。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上的中原纹饰
此外，雷雨还介绍，三星堆青铜器上出现的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岐羽纹、炯纹、窃曲纹，云目纹、勾云纹、圆珠纹、重环纹、波曲纹、几何形云雷纹、蝉纹等，几乎是一整套的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它们都被应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兽首冠人、凸目大面具、人身鸟爪形足人、神树、神坛、神殿等那些看起来最怪异的器物上面。
写实风格的铜人头像
雷雨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写实风格的人头雕像，他说：一些人认为三星堆人物青铜像是高鼻大眼、非黄种人的形象，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雕像，很多人认为它才是黄种人或者是本地人的形象，其实，它是三星堆最写实的一件人头雕像，因为他（她）没有戴面具。而其他所有人头像都戴有青铜面具或黄金面罩。面具嘛，由于被赋予了神的特性，线条自然会更简练、轮廓感自然做得要夸张一些，没那么写实，所以给人家一种高鼻大眼、非黄种人的错觉。
三星堆虽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国
说到这里，雷雨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所说的一句话：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够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一支，它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呈现出独特而瑰丽的文明特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李学勤先生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尽管它很独特，但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虽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国。
三星堆曾于2013年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雷雨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言，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方面，则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当时的中原。
最后，雷雨总结道，三星堆出土文物以独特瑰丽的造型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