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四处逛逛，闲暇的时间里，可以关注到更多有趣的现象。陶子最近对“数字”文化很感兴趣。一来因为对《少年派》中的“钱三一”名字心生奇妙，二来平日溜达或是享受美食时，“九曲桥”、“八宝饭”、“五湖四海”……发现“数字”的文化意义源远流长，整理数字1-10在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给大家，希望能给孩子们的传统文化的学习增长点见识。
汉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文化，汉语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汉语数字的文化意义异常丰富。光是从“一”到“十”十个基本数字，几乎每个数字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文化意义。
数字“一”
“一”为数之始，这就奠定了它重要文化地位的数学基础。开始自然是重要的，在汉文化中，“一”由数之始进而被看成万物之始，这在道家哲学和宗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成为抽象的“道”转化为具体的物质世界的起点。有时，“一”干脆成为“道”的代名词，并被冠以“太”字以突出其至尊的地位——“太一”（又称“泰一”）。在汉民族的神话、宗教系统中，“太一”（也作“太乙”）又成为诸神之最“天帝”的代名词。
“一”的重要性不止于此。“一”的数学性质本就是多样的，它的文化意义就更加多样。在整数范围内，唯有“一”不能再被分解（整除）。因而，它代表了单独的个体或单纯的性质，跟“单、独、纯”等成了同义词。单独的个体在艺术上有突出形象的聚焦作用，李煜名句“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换成“大江春水向东流”，意境就稍为逊色。人名“张帆”的形象性，也不如“张一帆”鲜明。甚至群体形象也可以借“一”化为许多个个体形象，“一道道青山紧相连”就有如此效果。单纯的性质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道士僧人所追求的美德，“一”被取入名字道号的例子很多，“一清道人”、“弘一法师”之类就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
比起小数、分数来，“一”又是完整、整体的代表，“统一、整一、合一、一齐、一律”等词都用到了“一”的这层意义，杜牧《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径用“一”作“统一”的同义动词。
此外，“一”是唯一的乘任何数、除任何数都仍得该数的数字，“一”的任何次方仍得“一”，因此“一”还带上不变的含义，“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等成语都用“一”强调恒久不变。
“一”在所有正整数中，毕竟又是最小的数字，因此很自然地又获得了“少”的含义，特别是跟其他数字相对时，如“一丁点儿、九牛一毛、千钧一发”，当然，若跟比“一”还小的分数“半”配合，强调“小”就更理想了，如“一鳞半爪、一知半解”之类。
“一”从数量小，又发展出时间极短的意义，并形成了副词性关联词的用法，古有“一触即发”一类，今天咱们还说“他俩一见面就吵架”。
以上意义都是从“一”的基数义发展出来的。作为序数，它就不是小、少，而是老大，排在最前面，“一流产品、一级教练、第一把手”，都是最高最好之意（除非前面还有“特级”、“高级”之类）。但是也有例外，工人的级别，就是从“一级”到“八级”由低到高升上去的。作为序数，“一”也有一批同义词：元（元月）、大（老大）、首（首位）、头（头等）。这些词大都有头脑之意，用它们代表“一”正显示了汉文化对序数“一″的看重。难怪咱们逢“一”的节日特别多，春节（年初一）、十月一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等。除了有一定的历史事件原因之外，选在一日也切合了汉人的文化心理。
数字“二”
“二”是偶数之始，在自然数列中，它是笫一个能被其他数整除的数，又是能整除所有偶数的唯一的一个数字。汉民族早在远古时期就发展出了朴素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哲学思想，这大大增加了“二”的文化重要性。这种辩证思想的代表是阴阳学说。古人认为，“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相对构成一个整体，天——地、男——女、昼——夜、峰——谷、日（太阳）——月（太阴）、盈——亏、盛——衰，等等。天地缺一无以生万物，男女缺一无以滋人类。在这一意义上，“二”才是完整的、完美的，而相比之下“一”便有孤单、不完善之意。
由此发展，“二”及其倍数，即一切偶数，都代表吉、喜庆，“一”及一切奇数，则与凶、不幸有关。难怪结婚送礼钱，数目定额逢双，办喜事人家发糖也要逢双，甚至发喜烟也要两支一发，而平时发烟总是一支一发的。1990年10月14日，正逢阴历8月26日，阴阳历月份日期巧逢四个双数，报载北京城里形成结婚高潮，可能还不止北京一地，都是图这四双会集的大吉大利之时。只有办丧事时，送礼钱要逢单，上菜数目也逢单，以示对不幸的哀悼。求双求对的价值观，又跟汉民族特重对称的审美观相互促进和强化，从而渗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门前石狮要成对，门口灯笼要成双，小户人家没有这些，那门上一年一度的春联是非贴不可的。
我们的文学语言也极重成双成对，它并成为骈文、律诗的首要美学原则。即使在口头语言中，成对出现的单位也比比皆是，如大量的对称四字格（死去活来）、对称俗语（你一言他一语）、对称谚语等。在汉语中，除了“一”，只有“二”有不少同义近义词：“两（本指成对物）、对、双、偶、骈、俪”，这些词，都表达了一可分二，合二才成一的意思。“美丽”的“麗”是“俪（儷）”的古字，这充分说明了汉人以“俪”（成对）为美的观念。二龙戏珠、干将莫邪雌雄二剑等，都成为汉文化中恒久不衰的优美艺术形象。
“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及其倍数——偶数，而且在于对其他数字的作用。别的数字如果成双出现，便容易成为富有意义的数字。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民间节目：正月一（春节）、三月三、五月五（端午）、六月六（某些地区的动物节）、七月七（乞巧）、九月九（重阳），十二个月中，竟有六个月月日同数的节日，数字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当然，比起“一”是不可分的单独整体来，“二”是个可分的数字。所以“一”是稳固、不变，“二”就有分离、变异之意，试比较：“一心、一心一意”和“二心、三心二意”。在两派冲突中，“两面派”往往不受欢迎，一旦暴露，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二”跟“一”虽然只相差一，但作为序数，地位却远不如“一”。“一流”、“一等”都有赞美之意，“二流子”、“二等公民“却是十足的贬义词。
数字“三”
三”是多之始。在自然数列中，“三”是第一个与“一”相隔的数，就这一点，使“三”成了多的代表。老子的“道”，生到“三”便生万物了。“三”的文化意义没有“一”“二”复杂，基本上都跟多有关。先秦汉语中，“三”字用得特别多，其中许多并不表示确数“三”，而是泛指多。如《论语》“三思而后行”，《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诗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三”都可以用“多、几、数”来翻译。训诂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清人汪中撰《释“三”“九”》，专门分析了“三”表多的现象。
“三”没有“一”“二”那种浓郁的哲学、宗教气息，但却有强大的世俗、民间文化的活力，是个很得中国人宠爱的数字。汉民族在创造文化符号时，特别爱把三样相关事物凑合在一起，以显示其多，满足多样化统一的审美需要。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书、画、印俱佳即成“三绝”。至于“三鲜汤”“炒三样”，超出三种菜料是常事，不到三种有时也冒称“三鲜”。小说家是最懂得“三”的魅力的，《三国演义》有桃园三结义、三请诸葛亮、三气周瑜，《水浒》有三打祝家庄，《西游记》有三打白骨精，《红楼梦》有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三”跟其他数字的配合也很有趣，“三”是多之始，若与小于“三”的“二”配合，那表示的不是多而是少，如“三三两两”“三言两语”；若跟大于“三”的数字配合，则强调多，如“三令五申”“三姑六婆”。但“三”跟“四”配合，却是贬义多于数量义，如“丢三拉四、推三阻四、低三下四、不三不四”，这可能是奇偶相连、“不三不四”引起的不协调感。“七……八”相连也有这种效果，详下。
“三”作为序数，那肯定是贬多于褒了。“三流歌手、三流作家、下三流”，都带有鄙薄之意。但序数“三”用于时间，却没有贬义，还可能是个重要日子。人出生后的第一个纪念日，就是“三朝”，有的地区还隆重请吃“三朝面”，以庆祝婴儿已平安度过很“多”日子。
“三”为多的文化观念，远起于汉民族形成之初，这有汉字为证。汉字造字时，就是用三个相同字形来合成该事物多之意的，如“众、森、品、垚（尧）、晶、磊”。这种“三”字文化历经数千年，依旧不衰。
数字“四”
“四”是全之始。汉语数字中，表示“全部、所有”含义的数字有好几个，“四”是其中最小的数字，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从空间看，以人为基点。方向有前后左右四个，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则方向为东南西北四个。从时间看，汉民族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就大大加强了“四”代表“全”的地位。还有一些小因素，如人有四肢、汉语调有四声等，也有帮助增强“四”给人的“全”之感。
“四”表全部，有许多是直接从四个方位和四季而来，贴近本义，如“四方、四季、四时、”，但运用时其实已不强调分开的四者，而是看作包含全部的一个整体，如“四方宾朋，四海之内皆兄弟，香飘四季”。“四季”完全是“全年”的代名词。还有一些用“四”的，已进一步引申虚化，只表全部，不能确切地分成四分，如“四邻”是所有邻居或邻国，“四国”古代也可指所有邻国，“四座皆惊”即“满座皆惊”，“烽烟四起”即到处闹兵。
汉文化中，把四样事物凑在一起的也跟三物并举的一样很多，但比较起来，举“四”言全，举“三”言多，区别还是明显的。如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清代又整理为“四库全书”。古代把治国之纲结为“仁义廉耻”——“四维”，孟子则把道德观念归结为“仁义礼智”——“四端”，并与人的四肢作比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印度文化也重视“四”，认为世界有四大物质“风火水土”，佛教有“四大皆空”“四大金刚”，后两者也融合到中国文化中了。此外中国人在列举有代表性的人或物时，也特别爱“四”，如战国时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子，古代四大美女，初唐诗坛四杰，京剧四大名旦，江南四大米市等。这些虽然是实在的“四”，但毕竟有以“四”概“全”之意。
可是，“四”在汉语中与“死”音近，仅有去声与上声之别，这给“四”蒙上了一层色彩。在有些行当，“四”字的读音便成了禁忌的对象。影响所及，连“四”读sì，“死”读“洗”二字不同音的沪苏一带，“四”也是禁忌，面馆中遇到要喊“四碗”，便一声“两两碗”避开了“四”。有趣的是，“四”、“死”二字被借入日语，而日语没有声调，二者完全同音，讲迷信的日本人，忌“四”竟比中国人还厉害。汉字文化圈把“四”的忌讳也带出中国了。
“一”为数之始、“二”为偶数之始，“三”为多之始、“四”为全之始，这四个数字，大概就构成了汉语基本数字中最基本的数字。汉字用横线数目构成表数指事实，也到“四”为止：一、二、三、亖（后改作“四”）。“五”以上，便用其他方式构字了。
数字“五”
“五”是“十”的一半。汉民族早就采用十进位计数，“十”是第一个进位之数，是数字第一轮循环的结束和第二轮循环的开始，又是汉字系统中用单个汉字表达的连续数字中最大的数字（“百”、“千”等与“十”不相连续，“十一”起用两个数字表过），因而是个重要数字，“五”就因为是“十”的一半而获得一定的重要性。人们在庆祝某事物的周年纪念日时，除了逢十的周年（十、二十、三十……），就数逢五的周年（十五、二十五、三十五……）隆重。但是，“五”的文化意义并不到此为止。汉文化的阴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阴阳五行学说。“五行”的基本意义是，世界万事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构成。除太阳太阴（月亮）外，五颗最亮的星星（行星）成为五行在天上的代表，分别以五行之一的名称命名。《说文》就以五行来释“五”，“（即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五行学说大大增强了“五”在汉文化中的重要性，成为另一个表“全”的数字。
五行学说不限于解释世界的基本要素，而且还将五行推广到其他方面。很多重要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都被划分为五个基本范畴，并且与木、火、土、金、水相配。色彩有“五色”：青（木色）、赤（火色）、黄（土色）、白（金色）、黑（水色），音节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地域有四方加上中构成“五方”：东（主木，青龙）、南（主火，朱雀）、中（主土）、西（主金，白虎），北（主水，玄武）。甚至后世有些音韵学家在给声母分类时，也将唇舌齿牙喉“五音”分别与五行相配。每个朝代也都有所配的“行”与“色”，如黄帝土德黄色、炎帝火德赤色、秦水德黑色等。
“五”表达的“全”与“四”表达的“全”在文化意义上是有所区别的。“四”之“全”由四方、四季而来，是确实包含全体之“全”，“五”之“全”由五行而来，是用五种基本要素概括全体之“全”。如颜色细分有数十数百种，而以五色概括。类似的情况有许多，如“五谷”（具体内涵说法不一）指一切粮食作物乃至一切农作物，“五味”（甜、酸、苦、辣、咸）指一切味道，“五虫”（裸虫、毛虫、羽虫、鳞虫、甲虫）指一切动物，“五刃”（刀、剑、矛、戟、矢）指一切兵器，“五金”（金、银、铜、铁、锡）指一切金属。
“五”跟其他数字配合，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五”的文化意义。跟表示“多”的“三”配合，“五”也沾上“多”的意味，如“三令五申”、“三五成群”（比“三三两两”多）。跟表示“全”的“四”配合，两“全”一起更强调全部，如“五湖四海”（全国各地）、“四分五裂”（彻底分裂）。跟大于“五”的数字相配，表示多而全，但重在多，如“五颜六色、五花八门”。跟“十”相配，由于“十”本是全而多，重在全，因此“五”也帮助表达这一意义，如“五光十色”。
数字“六”
“六”用于文化意义似乎不如前五个数字常见，但它的文化意义却颇不简单。其实，“六”的数学性质首先就比较复杂。“六”是“二”和“三”的乘积，如果不考虑“一二得二”，那么，在自然数列中，“六”是第一个既为奇数的倍数,又为偶数的倍数的数字。它跟奇数和偶数同时有关可能为“六”在文化意义上的两重性奠定了基础。另外，阴阳学说关于数字的观点，又加重了“六”字文化意义的复杂性。
“六”本身是偶数，按民间信仰本该属吉数。在阴阳学说中，则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虽然阴阳各有长短，但“六”被看作阴数之极(与阳数之极“九”相对)，不免显得“阴气”太重。于是，“六”在汉文化中便带上了吉与凶双重意义。
一方面，“六”常常跟“顺”联系在一起，称为“六顺”，打扑克发牌、打麻将开牌，遇“六”也称“六顺”，由庄家右手第一人开始。贵州省原来有个“六顺县”，也由这种观念而得名。两个“六”相遇，则更顺，称为“六六大顺”。
但是，汉文化中又有“六冲”之说，这成了迷信者所认定的阻碍婚姻的唯一年龄限制。意思是说，男女双方年龄若相差六岁，则他们的婚姻将是不吉利的，因而不能结婚。在这里，“六”又成为不顺之数了。阴历六月初六，两个“六”相逢之日，是许多地区的猫狗节或动物节，一说为猫狗生日。这天，应该给猫狗洗澡，人要吃馄饨。都与水有关，水正是柔性的、阴性的。
从空间看，平面上的方向有四个, “四方”成了所有方向的总称；但在三维空间中, “四方”加上天地两者便成了六个方面，汉语中称为“六合”。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六”也获得了泛指所有地方的文化意义，类似的还有“六极”、“六幽”等说法，但终究没有“四”常用。人死后所住的空间也是六面体——棺材，所以有些地方谑称死为“睡六块板”。
数字“七”
“七”的数学性质很奇特，在自然数列的前十名中，“七”是个最不合群的数字，因为它是唯一的既不能整除任何数，又不能被任何数(除“一”外)整除的数字，不做乘积、不做商，跟任何数都没有明显关系。这种性质，给“七”带上了独特、古怪、神秘甚至凶险的色彩。在汉语运用和汉文化生活中，“七”的用武之地不多，人们通常对它敬而远之。跟“七”联系最紧的生活内容是丧事,人死后每七天为一个悼亡祭灵的周期，称为“头七、二七……”，到七七四十九天结束，称为“断七”。送丧礼钱要取奇数，而“七”也是奇数，这倒是一致的，只是“七”是奇数中最为“凶”的数字。中国古代办丧事时，要给死人躺杉木板，板上凿七个孔，称“七星板”， “七”成了丧事的文化符号。
“七星”本为北斗之名，大概因为“七”的缘故，带上了凶险神秘之意，所谓“七星宝剑”也给人一股肃杀之气。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凶神，名字就叫“七煞”。至今“七煞”还是吴地的骂人话。《西游记》中太白金星炼丹炉将齐天大圣炼了七七四十九天，也就是想炼死神猴，谁知这神秘之炉和神秘之数却炼就了悟空的铜头铁臂和火眼金晴。阴历“七月”在汉文化中是“鬼月”，整整一个月因“七”而带上“鬼气”，“七月半”则是明确的“鬼节”。
阴历七月七，两“七”相遇，也是汉民族的节日，称“乞巧”，那天，据说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是个带点喜气的日子，人间的姑娘媳妇们也借机向织女乞求传授织布巧技。不过，这喜气毕竟是带着悲剧色彩的，因为相会之后，就将是一整年孤独分离的日子在等着这对苦命夫妻。这个故事选七月七作为相会之日，确实不是偶然的。
“七”不管实用虚用，总容易带上贬义。“七窍”、“七孔”，其实意思也跟“五官”相近，可是，只用在“七窍生烟”、“七孔流血”之类不大恭敬的说法中，赞美一个人“五官端正”，是决不会说“七窍端正”的。“七”这个不合群的数字，能搭配的唯一数字是邻数“八”，这一奇一偶搭配的结果是让本无贬义的“八”也带上贬义，如“七零八落、七拼八凑、横七竖八、乱七八糟”。
数字“八”
“八”是“四”的两倍，又是“二”的立方（三次方），是第一个可开立方之数（“一”的任何次方都得一，不计）。“八”的文化意义也跟“四”一致。“四”表示全部，“八”也表示全部，只是更为强调。东南西北和四方，分得再细一点，加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便成为八方。“四方来宾”“四方支援”，也可以说“八方来宾”“八方支援”，意思基本相同，只是说“八”更带夸张语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古人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加上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合为“八节”，“八节”和“四季”一样都可以代指所有时间。
在更为虚化的用法中，“八”也可以看作是“四”的进一步强调，如“八面玲珑”，比“四面讨好”更加强调。至于“八宝饭”、“八宝鸭”、“八珍糕”之类，“八”更有全而多之意，在多的意义上，是“四”所不能代替的。
由于“四”“八”基本同义,因此这两个字常常配合使用，这比单用“四”或“八”更强调全部，如“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四平八稳”。可是“八”跟“七”相配却有多而杂乱的贬义，这跟“四”“三”相配的贬义恰恰相映成趣（例子已见“三”“七″处，不再重复)。“三”“四”，“七”“八”都是相邻的奇偶两数，可见数字及数字搭配的文化意义确实跟它们的数学性质有关。
在另一方面,“八”的命运却比“四”好得多。“四”因为音近“死”而有时被忌讳，“八”却由于谐音“发”而受到中国人（主要是闽广人）的青睐。许多闽广人在生活中视“八”为神明，尤其是商人，更关心“八”（发）的好运。据报载，旅馆中带“8” 字号码的房间，总是被闽广人抢着订住，若有“888” 号，更是会四季常满，个别人甚至不带“8”的房间不住。海南省有一厂家，所产的电视机就叫“888”牌，“发发发”，让做着发财梦的人听来确实带劲，可是对“北佬”们的作用还不明显。不过随着南风北渐，北边也开始有厂商挖掘起“八”的潜力来，江苏盐城的“燕舞燕舞”厂，就推出了“燕舞888” 的新型产品。对“八”的崇拜也被出洋的闽广人带到海外。新加坡不久前建起一批中国古代名人塑像，选八人，据说也是为谐“发”，不过是这个共“发”解作“发财”大概不宜”，恐怕只能“发达”之意了。
“八”字字形简单却有一定的形象性。作为汉字，“八”也常被人移作他用。唇上髭须被形象地称为“八字须”，事情还没头绪叫“八字还没一撇”。人们对旧时官府的评价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谚语中用得极妙的“八”字，是既不能意译，又不能音译，恐怕得“形译”才行。
数字“九”
“九”是“三”的三倍和平方，是最大的个位数，这是“九”字文化意义的数学基础。在阴阳学说中，“九”是阳数之极，这又加重了“九”的文化意味。“三”是表多之数，“九”是“三”的平方，“三”不足以言其多时，便可用“九”来强调。对此，清人汪中在《释三九》中已分析过了。按说，“十”比“九”大，但“十”已进位，在二位数中是最小的，所以中国人宁可用个位数中的最大者来强调多。
人们描写极高的天有九重，简称为“九霄”，上面住着“九天玄女”一类神仙。相对的，地下则有极深的“九泉”，人死之后，只能“九泉有知”。至于《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到《楚辞》中说成“九折臂而成医兮”，更说明“三”“九”都是言多之辞。山川河流称“九”的也很多，黄河流域众多支流古代总称为“九河”，与此相应，则有长江流域的“茫茫九派”。此外还有“九嶷山、九华山、九龙江”等等。
在有些情况下，人们是明显地故意取“九”舍“十”的。在吴地，习惯上庆祝“某十大寿”是在虚岁逢九的年纪时举行的，如四十九岁时做“五十大寿”；六十九岁时做“七十大寿”，还名之为“做九不做十”。进位缺一的多位九数，在汉人看来更能显示多，更有表达力和形象性。“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当然有押韵的缘故，可“黄河九十九道弯”，却纯粹为了强调和增强形象性。电影《红高粱》的歌词作者深通此道，“九千九百九”一句，广为流行。
阴阳家定“九”为阳极之数，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九”的地位。阴历九月初九，并没有什么要纪念的事物，只因为两个阳数相遇，就成为一个颇大的节日，称为“重阳”，地位比两阴相遇的“六月六”高。重阳是人的节日，要登高，体现“阳”意，“六月六”是动物的节日，要下水，体现“阴”意。
“九”的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于个位数“九”的本身，而且还影响到带“九”的多位数（如“九千九百九”）和“九”的倍数，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九文化”家族，这在数字中是最突出的。许多“九”的倍数都有与“九”有关的文化功能，人们乐意用它们作文化符号。
“九”的两倍“十八”，也强调多，地下除了“九泉”，还有更糟糕的“十八层地狱”。武士们最喜欢自夸的是精通“十八般武艺”。
“九”的四倍是“三十六”，又是一个表多的数字，“三十六计”、“三十六行”可为例证。“三十六行”的十倍“三百六十行”，也还指多。
《水浒》里则有“三十六天罡星”，还有“七十二地煞星”-—“九”的八倍，加起来是“一百单八将”——“九”的十二倍。《水浒》用这些“九家族”成员，当然不光是指多，而且也给这些“替天行道”的好汉增加神秘色彩——“天意”、“阳气”之类，一百零八将的头儿宋江，就是靠了“九天玄女”亲授的“天书”来带领这支队伍的。《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是大神们有意设下考验他们的，当然在“多”之外有更多的神圣意味了。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也是“九”的八倍，但比起体现佛法的“八十一难”来，毕竟又差一筹。两位数字有九十个之多，恰恰这些“九”的倍数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九″跟其他数字配合，主要也表示多。跟“一”相配构成多少对比，如“九死一生”“九牛一毛”。“九”和“三”“六”是汉语中表多的数字系列，“三”和“六”相配前已举例，“三”和“九”相配如“三跪九叩”。“三跪九叩”虽有实义，但作为礼仪，它是人为规定的，可知规定者是有意取其象征意义的。“六”和“九”相配没找到，可见在表多数字中，“三”还是最基本的。
数字“十”
“十”是第一个进到两位的数字，比前面九个数字高了一个层次，又是连续的自然数列中数目最大的单个汉字。“十”带有对前面的数字总结归纳之意。在汉语中，“十”的基本文化意义是“多而全”。就多而言，它跟“三、六、九”这个表多系列相关；就全而言，它又跟“四、五、八”及一定程度上的“二”这个表全系列相关。所以有总结之意。同时，“十”跟这两个系列又都有一些差别。
“十”比极言其多的“九”还多了一，当两数相配对，“十”确实比“九”还多，如“十拿九稳”、“十室九空”。但分别单用时，“十”和“九”的语义差别却不在多少上。“十”是封闭性的“多”，强调其数量之多已概括全部，如“十全大补膏”，表示内含补品不但多，而且需要的都有了。而“九”是开放性的“多”，强调极多而且难以确计，在“多”的意义上甚至赛过“十”，如“九河”、“九派”，表示黄河、长江流域支流很多，“九嶷山”原作“九疑山”，形容该处有许多山峰和河流交杂其中，多得叫人难辨认而生疑路之感，这些说法都毫无全部的意味。
多不多是量的问题，全不全是质的差异。“十”重在言全。性质上跟“四、八”等更加一致，只是“十”强调内含的成分和方面更多一些。“十面埋伏”其实跟“四面包围”一样都是将敌方全部困住的意思。“全”比“多”在气势上要大一点，为了体现这种气势，“十”和“四、五、八”一样经常跟“全、大”这类词组合，如“十全大补酒、五毒俱全、十大歌星、四大名旦、四大米市、唐宋八大家、八大金刚”。
相对来说，“三、九”表多较具有汉文化的特点，而“十”表多而全则更带有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世界性的体育项目中，最全面的是“十项全能”，各国国庆都是逢十之年最隆重。“五”的“全”意是由“十”的一半而来的，“十项全能”的一半是“五项全能”。
汉民族的生活追求和审美理想中，向来有一种求全的倾向，所爱者则冀其全好，所恶者则斥其全坏。这种倾向使数字“十”也大有其用武之地。而历代封建朝庭法律规定“不赦”的成“十恶”，由此产生了“十恶不赦”的重罪成语，影响很深。当然，“十”在现代生活中用于美好的方面更常见。旅游部门在精心确定各个城市的“十景”或“十大名胜”。至于评选“十大名酒、十大歌星、十佳运动员”，这类活动此起彼伏，从未停过。毛泽东也是对“十”很偏爱的，战争年代，他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建设时期，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两个“十大”，成为他的理论思想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全十美”，这个成语，道出了中国人世代向往的最高境界。